弗里达·卡洛与迭戈·里维拉
CHAPTER 01
艰难的童年
1907 年 7 月 6 日，墨西哥城下着小雨。
城南的科约阿坎区凉风习习。
在这里的一所蓝房子里，弗里达·卡洛出生了。
童年时期的弗里达·卡洛
弗里达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定居墨西哥的德国人，从事摄影业。母亲马蒂尔德是西班牙和印度混血。
弗里达和三个姐妹在这个严格的宗教家庭里长大。
弗里达与三个姐妹
除了母亲的刻板、宗教狂热和暴躁的倾向外，弗里达童年时期的其他几件事也深深地影响了她。
6 岁时，弗里达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漫长的康复期使她与其他孩子隔离开来。
弗里达养病期间，父亲威廉不仅悉心地照顾着女儿，还为她朗读德国的哲学经典，歌德、席勒、叔本华成了弗里达童年最好的“朋友”。
等到弗里达病情好转后，她终于可以下床了，但却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
她的一条腿再也无法复原了，只能艰难地跛行。
弗里达回过头时，看到父亲正在默默流泪。
弗里达·卡洛画的父亲威廉肖像
（有点像钢铁侠 R.D.J）
她一瘸一拐走过来，为威廉擦干眼泪，“爸爸，我能行的。”
威廉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虔诚的母亲马蒂尔德想将弗里达送去一所修道院学校——和弗里达的几个姐妹一样，但却被威廉阻止了。
威廉将弗里达送到了墨西哥城的德国学校。
与修道院学校不一样，这是一所重视科学与哲学的学校。
弗里达对此很感激，尽管父母关系紧张，但她始终认为父亲非常温柔，而且有洞察力。
童年时期的弗里达·卡洛
然而，弗里达在德国学校却经历了一段可怕的噩梦。
在那里她遭到了恋童癖的性侵，被迫离开了学校。
在那之后，墨西哥革命和教育部长改变了教育政策，从 1922 年起，女孩允许被国立预科学校录取。
弗里达成为首批被录取的 35 名女生之一，她开始学习医学、植物学和社会科学。
她学习成绩优异，对墨西哥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政治上也变得活跃起来。
CHAPTER 02
失之交臂
作为学院少有的几个女生，15 岁的弗里达求知若渴。
在学校的图书馆，她借了很多医学书籍。
一天中午，在弗里达去图书馆还书的路上，她看到一个胖子正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为学校的圆形剧场创作壁画。
胖大师画的壁画
胖子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他的画却让弗里达深深着迷。
此后每天吃完午饭，在下午的课开始前，弗里达都会来到这里，观看胖子画画。
俗话说“爱屋及乌”，弗里达看着震撼人心的壁画，慢慢对胖子也顺眼了，心底生出了一些好感。
她开始向同学打听那个胖子。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乔安娜的艺术系女生告诉她，“那个胖子名叫迭戈·里维拉，对女人很温柔，但是却很花心。”
迭戈·里维拉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弗里达终于鼓起了勇气，想和迭戈·里维拉说说话。
可是等他来到剧场时，脚手架已经拆了。
胖子已经完成壁画，离开学校了。
CHAPTER 03
车祸
没过多久，弗里达也交了个男朋友，名叫亚历杭德罗。
两人一直保持着浪漫关系，直到 1928 年。
不幸的是，1925 年，弗里达和亚历杭德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起几乎致命的公共汽车事故。
弗里达全身多处骨折，包括骨盆粉碎，一根金属棒刺穿了子宫。
她在医院躺了一个月，一动也不能动，身上裹着石膏胸衣。
之后，又在家卧床不起几个月。
在漫长的康复过程中，弗里达开始尝试画一些小幅自画像。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弗里达渐渐放弃了在医学上的追求，尽管她曾如饥似渴地啃了大量医学书籍。
她把注意力转向了艺术。
在家中疗养的几个月里，父母亲给弗里达做了一个特别的画架，还给了她一套颜料，并在她头顶上放了一面镜子，这样她就可以看到镜中的自己，并绘制自画像。
弗里达开始思考由她的创伤所引发的存在主义问题，包括一种与身份分离的感觉，一种日益增长的内心世界，以及一种对死亡的普遍亲近感。
她借鉴了从父亲的肖像摄影中了解到的敏锐的写实绘画，并以同样的心理强度接近自己早期的肖像画（主要是她自己、她的姐妹和她的学校朋友）。
当时，弗里达认真考虑在这期间成为一名医学插图画家，这正好可以综合她对科学与艺术的兴趣。
CHAPTER 04
再次遇见你
到了 1927 年，弗里达终于可以站起来，离开她的卧室。
她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开始熟悉墨西哥城的艺术界和政界。
她与摄影记者蒂娜·莫多蒂和古巴革命家胡里奥·安东尼奥·梅拉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在蒂娜的一次晚会上，弗里达看到了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背影。
这一次，她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迭戈·里维拉同志，几年前你在我们学校画的壁画真是太精彩了！”
弗里达·卡洛与迭戈·里维拉
“我知道你，你就是那个每天中午来偷看我画画的红衣女孩吧？”里维拉傲慢地俯视着这个小个子女孩。
“你的画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剽窃你的东西，”弗里达望着里维拉的眼睛，“我也画了几幅画，可否请你帮我看看，看我是不是这块料？”
几天后，里维拉来到弗里达的住所，观看了她的作品。
弗里达·卡洛作品《穿天鹅绒服装的自画像》
1926
弗里达画中的诚实和独创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临走时，里维拉只说了一句，“不要放弃，弗里达同志。”
CHAPTER 05
艺术情侣
在里维拉的帮助下，弗里达在艺术上越来越自信，里维拉对她的才华也赞叹不已。
很快，他们便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恋情。
尽管里维拉已经结过两次婚，而且众所周知他对女人有着永不满足的喜爱。
Diego Rivera, Frida Kahlo & Anson Goodyear
到了 1929 年，22 岁的弗里达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嫁给了比自己大一倍的迭戈·里维拉。
据弗里达的母亲说，他们俩怎么看怎么不合适，就像“大象和鸽子”。
只有父亲威廉无条件地支持女儿。
当时，弗里达昂贵的医疗开销已使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濒临破产。
弗里达·卡洛与迭戈·里维拉
而誉满天下的里维拉，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帮助支付弗里达的医疗费。
婚后，这对新人搬到了莫雷洛斯州乡下的库尔纳瓦卡。
弗里达将在那里全身心投入绘画，并产出一大批为我们今天熟知的传世杰作。
CHAPTER 06
成熟期
到了 1930 年代初，弗里达的画作已经演变成包含了一种更加自信的墨西哥人身份感，这一点源于她对墨西哥现代派本土运动的接触，以及她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期间保持墨西哥文化复兴的兴趣。
弗里达·卡洛
弗里达希望与德国血统保持距离，这一点在她的名字从 Frieda 改为 Frida，以及她决定穿传统的 Tehuana 服装（来自早期母系时代的服装）中得到了证明。
当时的弗里达，刚刚经历了两次流产。
通过自我影射的象征主义的绘画，弗里达再现了女性经历的残酷瞬间。
弗里达·卡洛作品《我的诞生》
1931
这是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作，画中的母亲和孩子都似乎死了。分娩妇女的头被白布包裹，而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则显得毫无生气。弗里达创作这幅画时，她的母亲刚刚去世，所以有理由认为，被裹尸布覆盖的人物是她母亲，而婴儿是弗里达本人（画的标题也支持这种解读）。
然而，弗里达也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并表示她是被覆盖的母亲形象。挂在床上的《悲伤的圣母》暗示这是一个充满母性痛苦和悲情的形象。但弗里达在日记里也曾这样写道，“《我的诞生》代表着弗里达对失去孩子的哀悼，因为这种创伤，我找到了创作强大艺术的力量。”
在 1930 年代的头几年，弗里达和里维拉住在旧金山、底特律和纽约，而里维拉正在创作各种壁画。弗里达还完成了一些开创性的作品，包括《弗里达与里维拉》、《亨利·福特医院》、《我的诞生》。
弗里达·卡洛作品《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
1931
这幅早期的双人肖像画主要是为了纪念弗里达与里维拉结婚的庆典。里维拉手里拿着调色板和画笔，象征着他的艺术造诣，而弗里达则把自己的角色限制在妻子身上，因为她在画面上显得很小巧，也没有拿着作画工具。
此外，穿着墨西哥传统服装，披着红色披肩，戴着珠子的墨西哥女人被称为“穿红色披肩的墨西哥女人”。这些人物的位置与传统的婚姻肖像画相呼应，妻子被放在丈夫的左边，以表明她作为一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仍然较低。
弗里达·卡洛作品《亨利·福特医院》
1932
在这幅画中，弗里达躺在床上，流产后流血不止。从暴露在外的裸体上，六条静脉状的丝带向外流动，与符号相连。这六个物体中有一个是胎儿，这表明丝带可能是脐带的隐喻。围绕着弗里达的其他五个物体是她记得的东西，或是她在医院看到的东西。
例如，蜗牛暗示流产结束的时间，而花是迭戈送给她的礼物。弗里达展示了她需要依附于她周围的一切：世俗和隐喻，以及物理和现实。也许正是通过这种联系的延伸，弗里达试图成为“母亲”，尽管她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
弗里达·卡洛
1933 年，在里维拉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创作的一幅大型壁画揭幕后不久，这对夫妇回到了墨西哥，因为弗里达特别想家。
他们搬进了圣安吉尔社区的一栋新房子。这栋房子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由一座天桥连接起来。
里维拉只有在获得弗里达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从天桥上过来探望。
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弗里达每天都在承受身体上的病痛，但比病痛伤她更深的，是里维拉的疯狂行为。
过去的拈花惹草，弗里达既往不咎。
然而，此时的他，却搞上了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
弗里达·卡洛作品《妹妹克里斯蒂娜肖像》
悲痛欲绝的弗里达，终于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婚外情。
从美国返回墨西哥不久，她遇到了正在墨西哥度假的匈牙利摄影师尼古拉斯·穆雷。两人开始了一段断断续续的浪漫恋情，持续了 10 年，穆雷被认为是在镜头中捕捉到弗里达最精彩瞬间的人。
弗里达与穆雷
弗里达开始与里维拉分居，她住在自己远离圣天使城的公寓里，但她也与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有过短暂的恋情。这两位具有高度政治和社会意识的艺术家在弗里达去世前一直是朋友。
1936 年，弗里达加入了第四国际组织（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经常把蓝房子作为国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的聚会点。
托洛茨基夫妇（左二、左三）与弗里达（右三）
流亡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利昂·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莉娅在墨西哥获得庇护后，弗里达为他们夫妇提供了住所。
除了帮助托洛茨基，弗里达还在 1937 年和这位政治偶像开始了一段短暂的恋情。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一直住在蓝房子直到 1939 年年中。
弗里达·卡洛作品《家谱》
1936
尽管弗里达的画作是自传式的，但她经常用它们来传达违法或政治信息：这幅画是在希特勒通过禁止异族通婚的纽伦堡法律后不久完成的。在这里，弗里达同时肯定了她对抗纳粹意识形态的混合遗产，使用了纳粹党用来确定种族纯洁性的一种格式——谱系图。在政治之外，用来连接家庭成员的红丝带与连接婴儿弗里达和母亲的脐带相呼应，这一主题在弗里达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左起：迭戈·里维拉、利昂·托洛茨基、安德烈·布勒东
在 1938 年访问墨西哥城期间，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被弗里达的画迷住了，并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艺术品经销商朱利安·列维，后者很快邀请弗里达在纽约的画廊举办她的首次个人展。
这一次，弗里达在没有里维拉的情况下前往美国，刚一抵达，到就引起了媒体的极大轰动。
弗里达·卡洛作品《张福郎与我》
1937
这幅画于 1938 年在朱利安·列维的纽约画廊首次展出，是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最感兴趣的作品之一。纽约画展上的画布是弗里达和她的蜘蛛猴（名叫“张福郎”）的自画像，这是她和里维拉不能拥有的孩子的代孕符号。肖像中人物的排列显示出弗里达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婴的绘画感兴趣。
在卡洛的许多自画像中，她身边都有猴子、狗和鹦鹉，这些都是她养的宠物。自中世纪以来，小蜘蛛猴，像弗里达养的这些，被认为是魔鬼，异端和异教的象征，最终来代表人的堕落，邪恶，和色欲的化身。在过去，这些猴子被描绘成一个警示符号，用来防范过度溺爱的危险和人类的本能。
弗里达在纽约
纽约的人们被她的多彩和异国情调的墨西哥服装所吸引，她的展览空前成功。
同为女性艺术家的乔治娅·奥基夫是出席弗里达展览开幕式的著名嘉宾之一。
弗里达·卡洛作品《水给了我什么》
1938
在这幅画中，弗里达的大部分身体都被遮住了。我们不寻常地面对浴缸的脚和插头端，并把焦点放在艺术家的脚上。此外，弗里达采用鸟瞰的方式，从上面俯瞰水面。在水里，卡洛画了另一幅自画像，其中更传统的面部肖像被一系列符号和反复出现的图案所取代。艺术家包括她的父母的肖像，一件传统的特瓦纳礼服，一个穿孔的贝壳，一只死蜂鸟，两个女恋人，一具骷髅，一座摇摇欲坠的摩天大楼，一艘起航的船，还有一个溺水的女人。
让人想起博施和勃鲁盖尔的挂毯式绘画，弗里达绘画中漂浮在水面上的人物和物体创造了一个奇妙而真实的记忆景象。
弗里达和列维讨论了这幅画，并暗示这是一段悲伤的作品，悼念她失去童年。也许中心被勒死的身影代表了弗里达自己经历的内心情感折磨。从弗里达与列维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弗里达意识到了她的作品所蕴含的哲学意蕴。
列维回忆说，在接受采访时，弗里达在“一次漫长的哲学讨论中谈到了这幅画中展示的她自己的视角”。他进一步转述说，她的想法是关于你自己的形象，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头。头是在看，但看不见的东西。艺术家的头脑在《水给了我什么》中被占据在她脑海里的内在思想所取代。
除了在水中心被勒死之外，还有一朵类似阴唇的花和一簇阴毛画在弗里达的两腿之间。这件作品隐含性隐喻，也表现出对毁灭和死亡的关注。而艺术作品中的浴缸主题也是自雅克·路易斯·大卫的《马拉之死》以来一直流行的一个主题，后来又被许多不同的艺术家所采用。
弗里达在纽约享受了几个月的社交活动，然后在 1939 年初乘船到巴黎和那里的超现实主义者一起展览。那次展览没有那么成功，她很快就厌倦了超现实主义团体的过度理性主义。
弗里达回到纽约，希望能和穆雷的再续前缘。
但此时的穆雷，已经有了新的情人。
于是，弗里达返回了墨西哥城。
刚一抵达，里维拉便提出离婚。
CHAPTER 07
晚年
离婚后，弗里达搬回了蓝房子。
她开始创作更大的作品。
弗里达·卡洛作品《两个弗里达》
1939
这幅双人自画像是弗里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象征着他在与里维拉离婚期间所经历的情感痛苦。在左边，弗里达身着现代欧洲服装，这是她与里维拉结婚时的服装。
婚后，考虑到里维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弗里达对本土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并开始探索传统的墨西哥服装，她在右边的肖像中就穿着这种服装。是墨西哥人弗里达拿着一个有里维拉形象的小吊坠。背景中狂风暴雨的天空和艺术家流血的心——天主教的基本象征，也是阿兹台克人祭祀仪式的象征——凸显了弗里达的个人苦难和肉体痛苦。
在弗里达的作品中，象征性的元素常常具有多重意义；反复出现的血液主题代表了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也表明了艺术家对公认的女性和生育观念的矛盾态度。虽然两位女士的心脏都暴露在外，但这位身着欧洲白色服装的女士似乎更是被解剖了心脏，从心脏流出的动脉也被割伤流血。
而从她穿特瓦娜服装的自己心脏流出的动脉仍然完好无损，因为它与里维拉小时候的微型照片相连。尽管穿着墨西哥服装的弗里达的心依然坚挺，但与心爱的里维拉脱节的欧洲人弗里达却在她的裙子上大量流血。
这件作品是弗里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也是她最大的一幅画。
弗里达与里维拉
1940 年，弗里达和里维拉再婚，由于弗里达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们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混乱。
弗里达·卡洛作品《剪短头发的自画像》
1940
这幅自画像显示了弗里达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物。学者们把这一姿态视为对里维拉要求离婚的对抗性回应，揭示了艺术家受伤的女性自豪感和她对婚姻失败的自我惩罚。她的阳刚之气也让观众想起早期家庭肖像中弗里达选择穿西装。剪短的头发也体现了艺术家身份的微妙表达。她左手握着一条剪过的辫子，许多头发散落在地板上。剪辫子的行为象征着对少女时代和纯真的拒绝，但同样可以看作是一条连接两个人或两种生活方式的连接线（可能是脐带）的分离。不管怎样，辫子是弗里达作为传统的墨西哥人身份的核心元素，在剪掉辫子的过程中，她拒绝了她以前身份的某些方面。
弗里达手里抓着一把剪刀，被丢弃的头发在她的脚周围变得生机勃勃；头发盘绕在地板上和椅子腿上时，头发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在她悲伤的场景上方，弗里达将一首歌的歌词和音乐铭刻下来，残酷地宣称：“看，如果我爱你，那是因为你的头发，现在你没有头发了，我不再爱你了”，这证实了弗里达自己对女性角色的谴责和拒绝。
1941 年，弗里达父亲威廉去世，这加剧了她的抑郁和健康状况。随后，她画了《带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
弗里达·卡洛作品《带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
1940
在这幅自画像中，弗里达正面向外凝视，直接与观众对峙并吸引他们。她戴着基督解开的荆棘王冠，戴在脖子上，象征着她作为一名基督教殉道者的自我形象和失败婚姻后所经历的持久痛苦。她的项链中央挂着一只死蜂鸟，这是墨西哥民间传说中坠入爱河的幸运符的象征。
一只黑猫——象征着厄运和死亡——蹲在她的左肩后面，一只来自里维拉的蜘蛛猴，象征着邪恶，出现在她的右边。弗里达经常在她半身像的背景中使用动植物来创造一个紧凑的幽闭空间，利用自然的象征元素同时比较和对比女性生育能力与前景中贫瘠和死亡的意象之间的联系
典型的吉祥象征，“死”蜂鸟的意思是颠倒过来的。让渴望飞翔的弗里达感到不安的是，她头发上的蝴蝶太娇弱，不能远行，脖子上的死鸟已经成了猎物，被附近的猫捕食。由于未能直接传达复杂的内心感受，这幅画似乎说明了弗里达的挫败感。
从 1940 年到 1956 年，饱受病痛折磨的弗里达经常要穿着厚重的金属支撑件来固定脊椎。同时，她还患有传染性皮肤病，以及梅毒。
弗里达又一次长时间呆在家里，在小动物的簇拥下，在蓝房子的花园中，她找到了简单的乐趣。
弗里达·卡洛作品《破碎的柱子》
1944
破碎的柱子是弗里达情感和肉体痛苦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特别中肯的例子。弗里达的传记作家海登·赫雷拉写道：“一个类似地震裂缝的缝隙将她一分为二。打开的身体暗示着手术和弗里达的感觉，如果没有钢制胸衣，她会彻底崩溃。一根破碎的柱子取代了弗里达摇摇欲坠的脊柱，锋利的金属钉子刺穿了她的身体。
这根插入的柱子的冷酷让人想起了当初在车祸中刺穿她阴道的钢杆。在画中成为废墟的建筑特征，与女性身体的力量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除了它的物理尺寸外，包裹在弗里达骨盆上的布料让人想起了基督的腰带。事实上，弗里达再次像一个基督教殉道者一样展示她的伤口；通过对圣塞巴斯蒂安的认同，她用肉体上的痛苦、赤裸和激情，来传达精神上的痛苦。
当弗里达在墨西哥描绘圣母玛利亚时，泪水点缀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凝视着画作之外，仿佛放弃了肉体，召唤着灵魂。正是由于这样的描述，弗里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者。她的眼睛永远不变——现实，而其余的画是高度幻想。
这幅画并不过分关注潜意识的运作，也不过分关注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更典型的非理性的并列。魔幻现实主义运动在拉丁美洲极受欢迎（尤其是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而弗里达也曾被艺术史学家追溯到其中。
弗里达·卡洛展览
与此同时，在整个 1940 年代，弗里达的作品在国际收藏家中声名鹊起，赢得好评，并在美国和墨西哥的几次集体展览中展出。
1943 年，弗里达的作品被列入纽约佩姬·古根海姆本世纪艺术画廊的女艺术家展览。
同年，弗里达还接受了墨西哥城一所绘画学校（这所学校被称为 La Esmeralda）的一个教职，并获得了一些非常敬业的学生，她与他们一起承担了一些壁画委托。
弗里达·卡洛作品《受伤的鹿》
1946
1946 年的这幅油画《受伤的鹿》，是一只鹿和一个女人的混合体，无辜的女人受伤流血，在森林里的空地上被追捕和猎杀。女人直接盯着观众，她虽然还活着，但箭会慢慢杀死她。她戴着一个珍珠耳环，似乎在强调她在社会存在和渴望更自由地与自然共存之间的紧张感。
弗里达并没有把自己描绘成一只娇嫩温顺的小鹿；相反，她是一只体形丰满、鹿角大、睾丸下垂的雄鹿。这不仅表明，就像她在早期家庭照片中的相貌一样，弗里达对结合性别创造一个雌雄同体同体之物感兴趣，而且也表明她试图将自己与过去其他伟大的艺术家保持一致，其中大多数都是男性。
雄鹿脚下的树枝让人想起耶稣抵达耶路撒冷时，围观者放在他脚下的棕榈枝。
弗里达·卡洛作品《摩西》
1945
弗里达挣扎着继续以她的艺术为生，如果她不认同客户的诉求，她就永远不会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幸运的是，她的画作《摩西》（1945 年）获得了国家奖，《两个弗里达》也在 1947 年被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o deArte Moderno）买下。
然而，她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她做了一次复杂的手术，渴望矫正脊柱，但手术失败了。
1950 年开始，她常常只能坐轮椅。
坐在轮椅上画画的弗里达
在她最后几年里，她继续画画，同时也保持了她的政治积极性，并抗议西方大国的核试验。
CHAPTER 08
终曲
1954 年，弗里达的右腿因为肌肉坏疽从膝盖以下被切除，使她陷入极大的痛苦。
弗里达的朋友们知道她即将离去，努力在墨西哥城帮她组织了她生前在自己故乡的唯一一次个人画展。
医生们警告弗里达不要参加画展，因为她的健康状况太糟糕，
但她仍想亲自出席自己的展览。
她被抬上卡车，她的四柱床跟在卡车后面。
卡车一路开到了画廊，然后把四柱床放在画廊的中央。
弗里达躺在那里，出席了开幕式。
这一刻，她流下了热泪。
“革命同志”，弗里达与里维拉
同年 7 月，弗里达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所，是在一次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上。之后不久，她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据称死因是血栓塞，却不排除自杀的可能。
生活太痛，同时也太美。
弗里达·卡洛
痛和美，同样要用身体和能量来承受。
身体瓦解了，只能让灵魂飘走。
弗里达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艺术。
此文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请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