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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皮乌斯与女儿曼侬（年仅 18 岁便不幸离世）
1883 年 5 月 18 日，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出生在柏林，是个妥妥的官二代。
母亲曼农·沙恩韦伯是普鲁士政治家格奥尔格·沙恩韦伯的女儿。
叔叔马丁·格罗皮乌斯和青年时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格罗皮乌斯的叔叔马丁更是一位公认的优秀建筑师，他最著名的项目是柏林的装饰艺术博物馆。
20 岁时，格罗皮乌斯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的技术学院学习建筑。
但随后，他从一位老姑姑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马上就退学不读了。
尽管他当时就快毕业，但他连期末考试都不参加就跑了。
贝伦斯建筑事务所（1908年）
左一是密斯，右一在看图的是格罗皮乌斯
1908 年，格罗皮乌斯加入了著名建筑师彼得·贝伦斯的事务所。
密斯·凡德罗
提出“LESS IS MORE”的大牛
钢铁和玻璃建筑之父
在这里，他遇到了好基友密斯·凡德罗和勒·柯布西耶。
未来，这“三兄弟”将成为现代建筑“四大天王”其中之三，第四个是美国人赖特。
在贝伦斯的指导下从事工业项目，使格罗皮乌斯看到了新材料、新技术的可能性，这些想法后来被他应用到许多建筑的设计和制造中，包括大众住宅项目和德绍的包豪斯大楼。
格罗皮乌斯和阿道夫·迈耶，德意志制造联盟展科隆馆，1914
1910 年，格罗皮乌斯离开了贝伦斯事务所，与同事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同样在 1910 年，格罗皮乌斯在一家时髦的疗养院里遇到了传奇女子阿尔玛·马勒。
阿尔玛·马勒
她的丈夫，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马勒是个大男子主义者。
长期在婚姻中被压抑的阿尔玛，不仅经历了丧女之痛，还患上了肺结核。
急需爱情疗伤的阿尔玛，正好遇上年轻的小格子（阿尔玛比格罗皮乌斯大 4 岁），便如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古斯塔夫·马勒
愤怒的马勒请求朋友弗洛伊德对他进行了 4 小时的精神分析，并尝试为妻子做一些改变。
弗洛伊德点上一支雪茄，拍拍马勒肩膀，用犀利的眼神盯着他，“老弟，你在婚姻中控制欲太强了，这样不好，大家都是人。”
大彻大悟的马勒，仿佛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了，于是准备挽救。
现在，他决定放开对阿尔玛的束缚，让她去创作，以求阿尔玛收心回到自己身边。
有“事儿”做了的阿尔玛，跑出去社交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阿尔玛·马勒
等到 1911 年马勒去世后，地下情便来到了地上。
阿尔玛喜欢艺术、音乐、文学，每次跟格罗皮乌斯聊到维也纳分离派的时候，就特别来劲。
克里姆特作品《女性朋友》
奥斯卡·柯克西卡
渐渐的，格罗皮乌斯怀疑阿尔玛跟柯克西卡有一腿，但是又没有证据。
柯克西卡作品《风中新娘》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暴风雨中拥抱在一起。
正如三年前那封让马勒吐血的劲爆情书一样，这幅画让格罗皮乌斯就要吐血。
脸色铁青的格罗皮乌斯转过身来，“不要告诉我，这不是你。”
“对，这就是我，”阿尔玛笑道，她或许没有意识到，格罗皮乌斯问她之前，已濒临崩溃。
当他后来终于发现阿尔玛和柯克西卡有染后，便结束了这段感情。
后来，在包豪斯成立后，格罗皮乌斯在寻找教员的时候，一个表现主义大师都没找，便很容易理解了。
尽管当时德国的“桥社”那帮表现主义者们正如日中天。
远处，康定斯基放下手中的肥猫，打了两个喷嚏，“小格弟弟真心待我啊！”
格罗皮乌斯加入了德意志制造联盟；这是一个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协会，旨在促进了新工业大规模生产与传统艺术和设计的结合。
在此期间，他们设计了家具和墙纸等物品，并完成了更大的项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德国阿尔费尔德的法古斯工厂。
格罗皮乌斯于 1914 年 8 月应征入伍，在西线担任骑兵军官。
在那里他受了伤，但因作战英勇，他获得了铁十字勋章。
格罗皮乌斯在一战时的制服照
在战场上亲眼目睹身边战友被炸得血肉横飞，侥幸捡回一条命的格罗皮乌斯，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只有阿尔玛的温柔，才能给这迷失的灵魂和肉体以抚慰。
1915 年，在格罗皮乌斯驻军期间，与阿尔玛在柏林结婚。
阿尔玛与格罗皮乌斯
当时，格罗皮乌斯发现阿尔玛已经和奥地利小说家兼剧作家弗朗茨·韦尔弗开始秘密交往。
即使没有小说家插足，阿尔玛和格罗皮乌斯或许也走不长。
而格罗皮乌斯则试图把建筑和设计推回其简单的根源——民主化。
阿尔玛与格罗皮乌斯的女儿，曼侬·格罗皮乌斯
战争和婚姻破裂后，格罗皮乌斯重新投入到建筑工作中。
尽管他以前不参与政治，但现在他同情左派，并成为战后社会改革中建筑和设计可以发挥作用的倡导者。
早在 1915 年，格罗皮乌斯就开始在魏玛实用美术学校任教，并在 1919 年任校长，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将实用美术学校和魏玛美术学院合并成为专门培养建筑和工业日用品设计人才的学校，即公立包豪斯学校。
包豪斯成立那年，格罗皮乌斯只有 36 岁，但他的声誉已经足以吸引到一些备受业界推崇的教师。
这些教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设计背景，包括保罗·克利、约翰·伊顿、约瑟夫和安妮·阿尔伯斯、赫伯特·拜尔、拉什洛·莫霍利-纳吉和瓦西里·康定斯基。
所有人都团结在格罗皮乌斯的目标上，即利用工场教育进行实验，并通过艺术和建筑为战后社会作出贡献。
格罗皮乌斯 1919 年的创始宣言中概述了该校的实验方法。
他写道，所有的艺术都是平等的，因此他试图重新组合在传统艺术和设计流派中分离的艺术形式。
教学计划旨在培养学生并提供技术技能，将艺术、工艺和技术学科结合成一个整体艺术作品。
约翰·伊顿作品
所有学生都会在完成一门初级课程之后，进入由工匠（作品大师）和艺术家（形式大师）指导的工作坊。
他们鼓励合作，并教导学生在设计时考虑环境与社会的大背景。
1920 年代中期是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的关键时期。
1923 年，他在学校里发起了一场变革，从手工制作、手工输出转变为“适应我们的机器、收音机和快速汽车的世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新的重点放在功能性、经济实惠的设计和工业生产上。
蒙德里安作品《红黄蓝构成》
这一举动受到了许多事件的推动，比如荷兰风格派艺术家特奥·凡·杜斯伯格，蒙德里安以及到访魏玛的俄国构成主义者李西茨基，他们都是工业设计的倡导者。
然而最迫在眉睫的是，1922 年，学校重新获得资助的一个条件是，学校得开始公开展示自己的成就。
这种方向的改变引起了教师之间的裂痕，导致狂暴的表现主义画家和预科课程的主任约翰·伊顿辞职。
伊顿的神秘主义和对个人艺术旅程的强调，与格罗皮乌斯的新愿景发生了冲突。
莫霍利·纳吉作品
格罗皮乌斯随后请匈牙利艺术家和设计师拉什洛·莫霍利-纳吉接替伊顿的位置，这进一步标志着课程向更具技术性的方向转变。
1923 年，在德国汉诺威的一次演讲上，40 岁的格罗皮乌斯遇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前妻阿尔玛女孩，名叫伊丝·弗兰克。
26 岁的伊丝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已经和男朋友订婚了。
他们的目光穿过讲台相遇，这位已经空巢三年的校长瞬间心中涌起热浪。
随后，伊丝和未婚夫取消了婚礼，并从朋友和家人那里消失了一个月，来到包豪斯，加入了格罗皮乌斯的行列，陪他一起“疯”。
1923 年 10 月 16 日，格罗皮乌斯与伊丝在教堂结婚。
夫妻二人也在设计项目上进行合作。伊丝为大师之家的室内设计做出了很多贡献（她负责厨房，因为开放式厨房概念在当时的室内设计中还没有出现）。这对夫妇在搬到柏林之前住在这里。
伊丝与格罗皮乌斯一起生活在包豪斯，她还负责学校活动的组织。
但不幸的是，在那个年代，女人总是被要求站在男人的身后，做饭和打字。
伊丝和其他许多充满创造力的女性艺术家和妻子，常常被排除在艺术史的传统话语之外。
1925 年，在魏玛新当选的右翼政府的压力下，格罗皮乌斯把包豪斯搬到了工业城市德绍。
这为他创造了一个机会，设计了一座新的校舍和教授们的住房建筑。
他打造了一个校园，而这个校园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艺术”。
然而，此举并没有使学校免于因格罗皮乌斯转向工业设计而引起的日益紧张的局势。
这促使格罗皮乌斯要求他的教员们接受 10% 的降薪。
“我悲观地期待着进一步的谈判，我害怕即便在魏玛最糟糕的岁月里也避免了的事情——内部混乱”。
除了教师内部的不满，格罗皮乌斯还不得不与德绍和整个国家日益右翼的政治做斗争。
格罗皮乌斯为卡普政变牺牲者设计的纪念碑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格罗皮乌斯曾是“十一月小组”成员，保有左翼观点。而且在 1922 年还曾为卡普政变的牺牲者设计过一座纪念碑。
康定斯基作品《构图7号》
而格罗皮乌斯成为包豪斯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佣康定斯基前来任教，而康定斯基曾帮助列宁建立了莫斯科文化艺术院。
1923 年，格罗皮乌斯还聘用了支持库恩·贝拉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莫霍利-纳吉。
他非常清楚需要保持政治中立，不想把包豪斯搞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大教堂”。
他（后来密斯也是如此）告诫学生不要参加特定的群体性事件，比如，1920 年被政府杀害的罢工工人的葬礼；他不断显示出避免对抗的倾向。
对于那些包豪斯左翼小伙伴经常乱喷而躺枪，格罗皮乌斯伤透脑筋。
例如，他在写给德绍市长的信中就声称， 1923 年奥斯卡·施莱默在包豪斯展上发表的引起对“社会主义大教堂”误读的文章，是在他休假时公布的，之后他就下令销毁了这些文字。
左起：约瑟夫·阿尔伯斯、欣纳克·谢帕、穆什、莫霍利·纳吉、赫伯特·拜尔、斯密特、沃尔特·格罗皮乌斯、马塞尔·布劳耶、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莱昂纳尔·费宁格、根塔·斯托兹、奥斯卡·施莱默
格罗皮乌斯不断与他的继任者，即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纳斯·迈耶划清界限。这位“鲜为人知的包豪斯校长”是个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简直可以看做是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将有限的生命都投入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
刚到苏联时的汉纳斯•迈耶，以及和家人的合照（1930）
在遭到格罗皮乌斯和康定斯基等包豪斯小伙伴，以及德绍市长的强烈反对，而在 1930 年 8 月 1 日以“共产主义阴谋”为由被驱逐出德国后，这位瑞士建筑师携众徒弟来到苏联，任教于莫建工，并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又被迫在 1939 年辗转来到墨西哥继续“革命”。
望着这个可爱的小宝贝，更加深了格罗皮乌斯对政治的厌恶。
他想多陪陪女儿，可是学校的有些讨厌的事情，实在是压得他喘不过气。
格罗皮乌斯极力反对包豪斯的政治化。可还是很难消解汉纳斯·迈耶对包豪斯内部思想和外部形象的巨大影响，即使和格罗皮乌斯穿一条裤子的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1886-1969）也未能力挽狂澜，避免包豪斯最终在 1933 年关门的命运。
到了 1928 年，心力交瘁的格罗皮乌斯，终于决定离开他一手创立的包豪斯。
想到终于可以一心一意做设计了，他一身轻松，再也不用搞那些烦心的东西了。
而“为人民服务”的汉纳斯·迈耶接替他，担任包豪斯第二任校长。
1926 年至 1932 年间，格罗皮乌斯在柏林、卡尔斯鲁厄和德绍从事了许多大型住房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他试图通过制造成本效益高的预制混凝土建筑部件，在现场大规模生产和组装，来解决战争期间缺乏经济适用住房的问题。
尽管这是一种工业性质的生产，他的住宅设计侧重于通过将设备精良、光线明亮的内部和外部绿色空间结合起来，为贫困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20 世纪 30 年代初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开始影响格罗皮乌斯的职业生涯。
盖世太保在 1933 年关闭了包豪斯，格罗皮乌斯的政府项目设计由于他的左倾思想而不断遭到拒绝。
包豪斯的日本学生山脇巌（Iwao Yamawaki, 1898-1987）创作的《包豪斯结局》的拼贴画（The attack on the Bauhaus, 1932）
随着纳粹谴责现代艺术和建筑为“非德国的”和日益退化，那些与包豪斯有关的人便分散，移民到了世界各地。
1934 年，在英国建筑师麦克斯韦·弗莱的帮助下，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家人逃离德国前往英国，搬到了伦敦的汉普斯特德。
1935 年，格罗皮乌斯与前妻阿尔玛的女儿曼侬因小儿麻痹症去世，年仅 18 岁。
在其他志同道合的现代主义者的鼓励下，他和他们一起工作。
期间，他在剑桥的英平顿设计了一所学校，在伦敦为剧作家本恩·利维设计了一所房子。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院长约瑟夫·哈德纳特于 1937 年访问了伦敦的格罗皮乌斯，随后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哈德纳特与格罗皮乌斯
受到格罗皮乌斯创新的艺术教学方法的启发，哈德纳特邀请格罗皮乌斯赴美，重组哈佛传统设计课程。
此时的格罗皮乌斯沃和伊丝已经在英国流亡了一段时间，德国国内局势正不断升级。
格罗皮乌斯与妻子在伦敦滑铁卢车站
1937年3月12日
1937 年 3 月 12 日，格罗皮乌斯与妻子伊丝离开了伦敦，前往美国，五天后抵达纽约。
马塞尔·布劳耶也搬到了美国，与格罗皮乌斯一起任教于哈佛。
随后，他在这里开枝散叶，培养了大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
而伊丝继续尝试摄影和制作珠宝。她还负责编辑格罗皮乌斯的许多文章，使他晦涩的文字清晰易懂。
格罗皮乌斯之家
在马萨诸塞州林肯市的新家里，他们继续推进包豪斯运动的目标，为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举办活动，如保罗·克利、康定斯基、约瑟夫和安妮·阿尔伯斯。
格罗皮乌斯之家
房子被设计成现代风格，整座房子体现了包豪斯的原则，从现代厨房用具，光滑的家具，甚至艺术收藏品（许多都来自包豪斯）。
许多包豪斯的理想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太多考虑设计优雅的门把手或电水壶。
只要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现，一百年前包豪斯的理念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在此期间，格罗皮乌斯与新一代美国年轻建筑师共同创立了 TAC 建筑合作事务所。
在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培育的团队精神的基础上，TAC 建筑合作成为美国战后最杰出的建筑实践之一。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继续他的建筑创作，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入选国家设计学院和美国建筑师协会（AIA）金奖。
1969 年 7 月 5 日，格罗皮乌斯因病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去世，享年 8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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