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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闪灵》，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被称作史上最恐怖的电影。
当我后来再看恐怖片时，都很害怕小朋友出现，尤其是当同时出现两个小朋友。
库布里克当初创作这对双胞胎姐妹的灵感，其实是来自美国摄影师戴安· 阿勃丝的一张照片。
库布里克还在当摄影师时就认识了戴安，那时的她备受争议。
1923 年 3 月 14 日，戴安·内梅罗夫出生于纽约一户德国犹太人家庭，在三个孩子中排名老二。
而母亲格特鲁德正饱受抑郁症困扰，无法像其他母亲一样给予孩子们母爱和教育。
1934 年，在父亲的鼓励下，11 岁的戴安开始学习绘画。
戴安并不喜欢画画，但她害怕父亲失望，只好低着头、无奈地继续挥动画笔。
1936 年，在父亲的皮草公司，年仅 13 岁的戴安遇到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小哥哥。
小哥哥比戴安大 5 岁，名叫阿伦·阿勃丝。他将改变戴安的一生。
尽管工作一直很忙，但阿伦永远都不厌其烦地抽出时间，教戴安拍照，给她讲解。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戴安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了，她和阿伦开始谈起了恋爱。
1941 年，刚满 18 岁时，戴安就迫不及待嫁给了小哥哥，并将名字改为“戴安·阿勃丝”。
结婚后，阿伦给妻子买了她的第一台照相机，并把浴室变成了一个暗室。
他们还成立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名叫“戴安与阿伦·阿勃丝工作室”（Diana & Allan Arbus）。
工作室刚开始没什么业务，只能从戴安父亲那接些小单。
戴安负责为模特化妆造型，而阿伦则在暗室里为模特拍照并完善照片。
一个时尚编辑在看到他们拍摄的照片之后，立刻将他们推荐给了几家主流时尚杂志。
于是，戴安和阿伦开始受聘为《Vogue》、《Glamour》和《Harper’s Bazaar》拍摄照片，这使得“戴安与阿伦·阿勃丝工作室”在时尚摄影领域开始小有名气了。
然而，工作室要运营下去，作为时尚摄影师的阿伦和戴安还得一直在寻找新的业务。
然而，戴安一直渴望能以自己的方式拍照，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化妆造型师。
此外，她为杂志照片拍摄提供了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使得客户的杂志得以广泛传播。
戴安记录了她第一次怀孕的经历，这激发了她成为摄影师的好奇心。
1956 年，戴安开始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她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的女摄影师莉赛特·莫德尔。
作为一名敬业、充满灵感的摄影师，戴安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她含泪结束了与阿伦在摄影工作室的合作——他们一起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工作室。
戴安第一次开始给自己的底片编号，这是她此后职业生涯中一直采用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她开始记录约会、会议和对未来项目的想法，以及对她有吸引力的引文、对话片段和书籍。
那是 1959 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在一条小河边，阿伦和陌生女子约会，却被戴安撞见。
她当面质问阿伦，“为什么你要这样？是我不够温柔吗？”
阿伦走过来，伸出手拍拍戴安肩膀，试图安慰她，却被她甩开。
与阿伦分居后，戴安剪掉了头发，并把公寓改造成了一个工作空间。
戴安独自抚养着两个女儿。通过与杂志社的商业合作，他们勉强维持着生计。
她开始为《绅士》杂志工作，该杂志试图出版“新新闻”，并利用文学技巧加强报道，他们给了戴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有助于发展她的艺术观点。
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只好请朋友或家人帮忙带带，尽管他们不太乐意。
戴安·阿勃丝作品《纽约中央公园手持玩具手榴弹的男孩》
在分居之后，阿伦继续从事着时尚摄影师的工作，他把工作室的暗室提供给了戴安，也协助她处理一些技术问题。
摄影使戴安从一个受过上流社会、私立学校教育、性格腼腆的妻子转变为一个渴望独立于资产阶级教育的艺术家。
她开始频繁光顾休伯特博物馆怪胎秀、调查健美、选美比赛和帮派会议，这些都是鼓励偷窥的活动。
这场真人秀在 1925 年到 1969 年间播出，25 美分就能看到人类的怪癖，比如长胡子的女士，或者拉上人类的针头，还有像吞剑者和耍蛇者这样的演员。
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戴安静坐在那，凝视这些独特的人类，她寻找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那些经常被认为是怪诞的人，戴安被他们深深吸引。
戴安的好奇心使她寻找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正如她在谈到自己的成长时所说，“外面的世界离我们太远了”。
她与那些被视为“异类”、被误解的“怪人”产生了亲密的心理联系。
戴安坦承自己在社区里被社会排斥的感觉，并在边缘的人群中寻求慰藉。
反过来，她将自己的挫败感和被视为局外人的感觉输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她去寻找那些“古怪”的人。
多年来，通过多次访问，她获得了与受试者之间的接触和信任，并与他们建立了友谊。
戴安曾说，“你不可能从你的皮肤进入别人的皮肤，别人的悲剧和你的不一样。”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还刻意探索了这些“怪胎”以及“正常人”的并置。
她同时还带来了作为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生活的奢侈，与追求美国郊区梦想的奢侈不相上下。
她的发现最终使她在 1963 年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拍摄“美国仪式、礼仪和习俗”。
“我想拍下我们现在相当隆重的仪式，我想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像某人的祖母在放蜜饯一样，因为它们会如此美丽。”
这为戴安打开了大门，她在 1965 年和 1966 年又两度获得了古根海姆奖金。她在信中写道：
“团契使我能够走得更远，找到走得更远的路。我学会了从外到内从门前走过。一个环境通向另一个环境。”
她的杂志项目和个人项目相互重叠和融合，有时会相互转化。
戴安当时的情人马文·伊斯雷尔，是来自纽约一个上流犹太家庭，他鼓励阿布斯做一些最出色的工作。
伊斯雷尔在当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和摄影师，和戴安一样知识丰富，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但伊斯雷尔始终不愿意离开妻子和戴安在一起，戴安因此深受打击。
戴安·阿勃丝作品《Lauro Morales在旅馆中》
戴安充满了冒险精神和好奇心理，她渴望多样性和新颖性，以避免不安和无聊的感觉。
“没有被那些让人感到有活力的平凡的快乐和痛苦所影响。”
“摄影的条件，也许是处于向任何事物转变的边缘的条件。”
戴安在她的个人生活中，一直在寻找一条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认的途径，就像她的职业。
1967 年，戴安与李·弗里德兰德和加里·温诺格兰德一起在 MoMA 举办了第一次博物馆展览。
这个名为“新记录”的展览展示了她的仪式照片、街头摄影和直接摄影。
戴安意识到自己的照片与温诺格兰德和弗里德兰德的不同，对展示自己的照片、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照片持保留态度；
“我一直以为我会等到90岁才去看一场秀，或者。一本书，因为我认为我只擅长一次拍摄——我想等到一切都完成了。”
当时的摄影系主任约翰·萨科夫斯基在他的展览简介中写道，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一代摄影师将纪实摄影的技术和美学转向了更个人化的目的。他们的目标不是改变生活，而是了解生活，不是劝说，而是理解生活。”
温诺格兰德和弗里德兰德都是记录街头的摄影师，都在追逐决定性的时刻。
戴安对她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看法，她寻求的是一个日常社会经常忽视的未被揭露的真相。
这场展览极大地影响了摄影的地位，并将摄影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这是纪实摄影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MoMA 通过展览和出版物影响了这一点，并试图推动艺术实践的期望——当然，这仍然是他们今天使命宣言的一部分。
1968 年前后，戴安清楚地意识到，她需要摄影新闻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由于她的作品被认为缺乏想象力，她在杂志上的出版物逐渐减少。
为了挣更多的钱，她不情愿地开始在帕森斯和库珀工会教授大学摄影课程，后来在韦斯特贝斯的家里开了一门硕士课程。
同时，她也对自己的摄影材料变得焦躁不安，经常写下失去对闪光摄影的喜爱，这曾经让她感到惊讶。
在 1968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戴安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肝炎导致了她体重的减轻，外加上与母亲一样的抑郁症使她常感到身心俱疲。
阿伦和戴安虽然早在 1959 年就分居了，但最终离婚是在 1969 年。
阿伦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这给戴安营造了一种更加不稳定的气氛，
“我想阿伦决定（去加利福尼亚）的最后一刻让我非常震惊，这已经够奇怪的了……”
戴安开始把所有的感情重心都转移到了伊斯雷尔，并对伊斯雷尔的妻子产生了强烈的嫉妒。
尽管医生给她开的很多处方药，但却使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
但她仍然拒绝了沃克·埃文斯邀请她在耶鲁大学教摄影课的邀请；
因为深受抑郁症折磨的她，深知自己无法完成课程和其他繁重的任务。
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进入了新泽西州维尼兰市的一个智障家庭，并多次为这些居民拍照。
她最初想写一本关于这个独特主题的书，这是她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些照片在她有生之年没有展出，但 1995 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无题》，由 51 幅照片组成，死后由她的女儿杜恩与光圈基金会联合出版。
这项工作在伦理上是复杂的；因为不能确定图像中的受试者是否同意。
戴安对为她的杂志工作获取发行版的问题很敏感，一些图片是从 1967 年的 MoMA 提取的，因为她没有一些主题的发行版权。
1971 年初，她告诉她的朋友，摄影已经无法满足她满足的需要。
阿布斯开始反感她为新泽西州的病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她多年来极力想要拍摄的。
1971 年7月26日，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戴安·阿勃丝吞了一把巴比妥盐酸，穿戴整齐地爬入浴缸中，用一把刀片割开了自己的双腕。
随着浴缸里的水渐渐变红，她的头缓缓垂下，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死后，戴安·阿勃丝被称作“摄影界的文森特·梵高”，她对社会主流人物和边缘人的两面性在视觉上做了深入探索。
她敢于面对人类处境中的极端，这深刻影响了时尚、街头和女性主义摄影师。
正如她所说，“我真的相信，有些事，如果我不去拍摄，就没有人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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