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睡了2个杰出的有妇之夫,还曾经掰直了一个gay，她是20世纪艺术界的缪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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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克逊·波洛克 1956 年那场致命的车祸中，她是唯一的幸存者。
她是杰克逊·波洛克的情妇，也是威廉·德库宁的情人，甚至和贾斯珀·琼斯也有过一段恋情（琼斯是同性恋）；她与安迪·沃霍尔和弗兰兹·克兰也有着深厚的友谊。
夏日的黄昏，在她的工作室里，光线逐渐褪去，变成了纽约上空的灰色，露丝·克里格曼正专心地倾听着自己——她正在大声朗读她最近写给一个已经逝去40多年的男人的情书。
“杰克逊，杰克逊，”她用颤抖着的声音念着，带着某种浓咖啡的味道。“我是如此地爱你！我向你保证要永远地保持这份爱，我做到了，信守了我的诺言，为我，也是为你。”
她继续念着，不时地停下来看看我，惊呼道：“很美，不是吗？”她赤脚躺在床上，穿着一件黑色长裙，倚靠在枕头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真正的寡妇。
不过，她并不是寡妇，至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寡妇——但这样的细节只不过是那些心胸狭窄的，固执己见的人们的观念罢了。露丝·克里格曼最爱的人就是杰克逊·波洛克，如果他还活着，他们早就结婚了。她向我保证。
但对克里格曼来说，杰克逊的故事也是她的故事——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
卧室门口上方有一张克里格曼跨过波洛克膝盖的照片。作为一名画家，她用自己的卷曲的笔触绣出了版画的边缘。在拍摄照片的那天（1956 年 8 月 11 日），波洛克一早就开始喝酒，她一直在努力缓释他的情绪。但在这一刻，在汉普顿的艳阳之下，他们坐在一块巨石上，在镜头前展现了一张充满活力的脸。这张照片是她的朋友伊迪丝·梅茨赫尔在波洛克的“死亡日”下午 2 点拍摄的，露丝称之为“死亡日”。
画室的另一块地板上放着一幅波洛克的画，名为《红、黑、银》，是他死前几周送给露丝的。她曾考虑卖掉它。
1956 年 8 月 11 日晚，阿方索·奥索里奥家有一场聚会。波洛克、露丝和伊迪丝·梅茨赫尔挤上了那辆奥兹莫比尔车。下午，露丝和波洛克坐在他家草坪的冰川漂砾上，伊迪丝为他们拍了照。波洛克看起来醉得很厉害。
途中，波洛克感到太难受了，他决定返回。他烦躁不安，车开得摇摇晃晃，女孩们害怕了。他被伊迪丝的尖叫惹怒，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在一个急转弯处失去控制，撞上了两株小树。
波洛克和伊迪丝当场死亡，而克里格曼重了重伤。那时，波洛克 44 岁，克里格曼 26 岁，他们才刚刚恋爱了几个月。
“在他逝去的那一刻，我相信他的灵魂进入了我的身体，”克里格曼说道。对她来说，精神的世界和这个现实世界的鸿沟就像一块被拉长的帆布一样厚。
在纽约艺术界，曾经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在车祸事故之后，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甚至给克里格曼起了个绰号叫“死车女孩”。
在克里格曼的公寓里，房间的光线越来越暗，在黑暗中，克里格曼朝我的方向看过来，她好像在哭泣。
“你永远不会停止”，她说，“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停止爱，即使在分别 40 多年之后。”
她啪的一声打开了灯，把我带到门口。我们穿过狭窄的厨房，一张拉里·里弗斯画的露丝躺在柜台上。我们来到了一面可以称之为“克里格曼之墙”的地方，这是一整座值得珍藏的照片墙。一张 1959 年露丝和威廉·德库宁在长岛海滩晒太阳映入眼帘，旁边还有一张 1986 年露丝和贾斯帕·约翰斯在她的画廊展上，他们的手臂环抱在一起，对着镜头微笑，还有露丝和弗兰兹·克兰在一起的照片，她的工作室曾经是这样的。
露丝温婉聪慧、气质出众，人们经常把她比作伊丽莎白·泰勒。
“当我第一眼见到杰克逊的时候，我就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了解他，”克里格曼说，“我已经知道波洛克的工作了。他的作品表达了他的感受。我对他说，‘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他不明白我怎么知道他做了什么。我是说，这不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说的，而是我说的。他知道我知道些什么。比尔·德库宁（即威廉·德库宁，在英语中，“Bill”是“William”的爱称，笔者注）也知道，他们俩都做到了。这就是他们吸引我的原因。你看，我以为这是外表，但其实这是我直觉的另一种品质。”
那年春天，波洛克和克里格曼每次从他在东汉普顿的家里进城探望他的心理医生，都会在酒吧和她的公寓里见面。随着婚外情的发展，他们开始在波洛克和妻子的家乡汉普顿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那时候汉普顿并不像今天这样是一个豪华的名人夏令营，而是一个类似格林威治村的地方，艺术家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便宜的房子，在大西洋的强光下相对独立地工作。
那年夏季的一天清晨，克拉斯纳发现她的丈夫和克里格曼偷偷溜出了他们家旁边的谷仓，并且边走边咯咯笑，于是便给波洛克下了最后的通牒：“选择她，还是我？”。
波洛克立即把克里格曼安置在他和克拉斯纳共用的农舍里。波洛克的朋友，已故的帕特西·索斯盖特告诉他的传记作家杰弗里·波特，波洛克的梦想是“拥有两个女人”。但他感觉到当地社区的反对，一位妻子将克里格曼描述为“艺术博比·索克斯（即 bobby-soxer，特指 20 世纪 40 年代的少女，年轻、时尚，追赶潮流）”。
“我就像克利奥帕特拉（即埃及艳后，笔者注）”，克里格曼说，“杰克逊就像马克·安东尼。我想我以前见过他，他是个深邃的灵魂伴侣。没有别的东西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可惜，他最后却死在了我的怀里。”
“他死在了你的怀里？”我一直以为波洛克在离树干十英尺高的地方头朝一棵树撞去，当场就死了。救援人员赶到时，发现同样被从车上扔下的露丝趴在路边，呼喊着杰克逊的名字。
“我的意思是，在他死前的一个小时，他一直在我怀里恸哭。”露丝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倘若他还活着，你认为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早就结婚了”，克里格曼说道，“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想重新开始，他才 44 岁。他一辈子都过着那种生活，但那扼制了他的艺术。杰克逊想要更甜蜜的浪漫生活，怨恨和公众的关注使他宁愿与世隔绝。李·克拉斯纳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喜欢他时，他会下来和他们出去。我曾想和他断绝关系，我告诉他我有种感觉我们可能会死于车祸，但我做不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发生的事情自责。我就是色诱者，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杀了杰克逊·波洛克。”
我很想知道露丝和波洛克的妻子是否有过接触，克拉斯纳在 1984 年就去世了。克里格曼叹了口气，“我试过了。我在 60 年代的一次聚会上找到她。我说，杰克逊真的很在乎她。她说，谢谢你告诉我。那些年，她对我一直心怀怨恨。”
“我是最后一个真正认识杰克逊的人，”她自豪地说，“就像一个战争寡妇一样，我的命运是什么，我遇见了他？我要有人告诉我。”（注：1956 年杰克逊波洛克死亡时，美国正在打越南战争。）
她看着我，半是恳求，半是期待。她仍然几乎是毒药般的年轻迷人。
1957 年，在波洛克去世一年后，克里格曼与 20 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画家威廉·德库宁交往。他是一位荷兰裔美国人，和杰克逊·波洛克既是生前的对手，又彼此惺惺相惜。波洛克曾经对德库宁说：“你知道的更多，但我感受到的更多。”
德库宁显然也对露丝有些好感。他曾经在雪松酒吧外的街区追逐过波洛克和克里格曼，并大声喊道：“嘿，杰克，这你的新女友吗？让我瞧瞧。”关于波洛克和克里格曼的关系，德库宁说，“她一定很关心他，后来也很关心我，她每次都是认真的。后来，她开始画画了，她并不是一个傻女。她也有伟大的激情。露丝本可以成为一名画家，但当她刚开始作画时，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特别是当他是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四年。和克里格曼一样，德库宁也讨厌中产阶级的生活，他称之为“夫妻生活”。克里格曼说：“比尔（即德库宁）和我会通宵讨论罗斯科，以及绘画技法。”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都会读维特根斯坦，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他让我想起了卓别林，非常有趣、诙谐，非常聪明的一个男人。
“比尔总是说我是唯一一个从不让他厌烦的女人，他说是我融化了他。和比尔在一起是一段十分美好的爱情。他给我带来了他的故乡荷兰的郁金香，和他在一起就像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给我很多很多。他还叫我“海绵”。他总是说，‘要向我看齐，和我比赛’。他不想让女人当他的奴隶。他给我建了一面绘画墙。当他看到我完成的画作时，他会说，‘我想你没明白重点。’几周后，根据他的建议，我又画了一幅画，他仔细看了，然后告诉我，‘你看，现在你已经明白重点了！’”
克里格曼告诉我她对婚姻的敌意（从 1964 年到 1971 年，她和西班牙画家胡安·卡洛斯·桑塞贡多结过一次婚，但她并不喜欢）。但她和德库宁的关系听起来很理想，很浪漫。
有一次，当她和德库宁在曼哈顿一家叫“安吉丽娜”的餐厅吃晚饭时，她第一次看到贾斯帕·琼斯和另外三个“瘦高的男人”大步走进来。他们都向德库宁点头致意。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是罗伯特·劳森伯格、约翰·凯奇、摩斯·肯宁汉和贾斯帕·琼斯。很快，他们就会成为露丝下一次征服艺术世界的目标。
我说：“你真的是对二十世纪美国主要艺术家都进行了一次调查啊。”
“我知道，”露丝笑了，“但是，人们总是对我跟他们建立关系的动机有所误解，其实是因为我对创造力的渴望。我很幸运，我知道这一点。”
“难道你不觉得他们的存在，会压倒你自己的艺术吗？”我问道，“毕竟，当你在这些天才的巨大阴影之下创作的时候。”
“不会”，露丝说，“部分原因是年龄差异。他们更多的是我的导师。但没人告诉过我该怎么做。人们总是说‘那些人是什么样的？’我会做一些令人发指的事，然后说，‘他们也是这样的。’男人可以大吵大闹，女人却不可以，他们会说你疯了。这总是很难，但我总是选择自己的路。”
“和我在一起的人不想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对于贾斯珀·琼斯，她说，“我会尽力让他笑。他有点悲伤，我一直想帮他走出来，不过那是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琼斯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然而，琼斯和露丝却成了朋友，后来还成了恋人。虽然交往的时间不长，但琼斯说她“似乎表达了对知名艺术家的真挚情爱。”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找我都是是因为想了解杰克逊。 包括安迪·沃霍尔、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布莱斯·马登、卡尔·安德烈、罗伯特·史密森、特里·温特斯……”露丝说，“但肯定是别的原因，我的星图上有很多金星，我可以成为先知，缪斯女神，维纳斯的化身。我不想听起来很傲慢，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的外表很女性化，但却有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头脑，男人们都很喜欢。”
露丝·克里格曼作品《Demons -The Light》
有时，很不愉快。她的爱情生活激起了相当大的敌意。在波洛克的一些朋友看来，克里格曼从波洛克的死中获得了一份事业（尽管不是一份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业），就好像她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策划了这次车祸，就好像她在波洛克最后的日子里出现，会给她带来福音作家的世界末日般的魅力。当然，她也是记录杰克逊最后的日子的唯一可能的作者。
1974 年，克里格曼出版了《恋爱史》，这是她与波洛克相处几个月的纪事。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尽管令人不安——毕竟我们知道结局。不过，克里格曼认为“我更喜欢被人欣赏甚至崇拜，而不是性。”
这段恋情的早逝，使它从来没有机会发胖和邋遢，或者穿着内衣和袜子坐在客厅里。它的过早消亡使克里格曼和波洛克成为纽约画派的俄耳浦斯与欧律狄刻。
（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一个女神有一个儿子俄耳普斯，继承了父亲音乐的天分。阿波罗把自己的九弦琴送给了他。俄耳普斯的琴声可以驯服鸟兽，还可以感化石头。俄耳普斯后来用琴声打动了仙女欧律狄刻芳心，他们在众神祝福中举行了婚礼。婚后，欧律狄刻一天不小心踩到了毒蛇身上，救治不及便香消玉损了。
俄耳普斯痛不欲生，去冥界找冥王哈迪斯求情。哈迪斯也被他的琴声打动，答应俄耳普斯可以带着妻子回到人间，不过有一个条件，在俄耳普斯走出冥界之前，绝对不能回头看一眼。
当俄耳普斯一只脚已经走出冥界的时候，他担心妻子是不是真的跟过来，终于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后来，俄耳普斯到处流浪，隐居。不幸得罪酒神的女祭司，被杀。阿波罗心疼爱子身亡，请宙斯把俄耳普斯用的琴变为了天上的天琴座。）
最后，露丝的《恋爱史》对抽象表现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失落的周末，对一个害怕自己丧失了艺术创作能力的艺术家来说，这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一瞥。
这段恋情引起了克里格曼的朋友，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尖锐回应。他的日记显示，露丝要求沃霍尔带她去见杰克·尼科尔森，她十分希望尼克尔森能有兴趣在她书籍改编的电影中扮演波洛克的角色，因而来找安迪牵线搭桥。
“我拒绝了她”，沃霍尔面无表情，然后冷笑道“当我看完她的书时，就决定不再带她去任何地方了。她真的杀了波洛克，她把他逼疯了。”看来克里格曼更像是在让沃霍尔发疯了。她的书和后来的传记显示，波洛克早在遇见露丝之前，就已经加速地行在了自我毁灭之路上。
实际上，她成了艺术界的小野洋子，受到了几乎同等程度的攻击和辱骂。（和洋子一样，她甚至坚持自己的艺术。）“她是一个家庭，”一位在她圈子里的作家说，“但她是不受欢迎的亲戚，因为她总是惹麻烦。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无辜的，因为她不知道这一点。“她的批评者们表现得好像她从他们那里偷走了杰克逊·波洛克。而其他人总想接近她，因为她曾接近波洛克。”
评论家兼策展人罗伯特·平卡斯·维滕说：“整个抽象表现主义圈子对露丝有一种清教徒式的反应。”好像遗产会被玷污，因为有问题的上帝（波洛克）有一个不被认可的私生活……人们真的把它寄托在她身上。”
克里格曼讨厌清教徒主义。她说：“她们不想把一个因生活中的男人而闻名的女人当回事。我的意思是，比尔·德库宁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作为艺术家的声誉。”
在博物馆这是她自己的生活，露丝·克里格曼想在墙上挂了一些新画——她自己的作品。“我想被发现”，她在我们晚餐后几天宣布，我们像游客一样在她的工作室里漫步，从一张照片到另一张。
她说，作为一个画家（她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家）、缪斯女神、女朋友，是的，有克里格曼之墙证明了这一点。她会在圣达菲过暑假，其余的时间在纽约过。她像往常一样靠自己的智慧生活。
她和雕塑家卡尔·安德烈一起吃饭时，还曾被人们误认为是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她说，“不过我觉得卡尔看起来更像肖恩·康纳利。”
正如评论家罗伯特·平卡斯·维滕所想：“露丝是她那一代的阿尔玛·马勒吗？她注定主要作为伟人的女友而被人们记住，这是二十世纪绘画史上一个有型的注脚吗？在爱的艺术上声名狼藉，是否妨碍了别人对她的艺术的热爱？”
“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画画的女人，很难被认真对待，因为这不是所有的画，没有桃子或可爱或女性的东西。这是一幅传统意义上的严肃画，出自男性的思维。真让人心碎。博物馆里的人都喜欢我的作品，但我却没有办法搞一个展览来卖。”
布莱斯·马登也认为当一名女画家很难。他钦佩克里格曼勇敢地做自己。”“她的一些画真的很好，”但她是个女人这一事实与她缺乏名声有很大关系。艺术界的女人总是容易被人忽略。”
她并没有退缩，”我可能还画得不够，但我想每个艺术家都有这种感觉。我也不认为我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人说会很容易。”
“希望如此，”她说，“我仍然想在我的生活中有所成就。当然，我想在惠特尼或古根海姆展览。也许十年后吧。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活着，保持我的精神。我想让人们哭泣，感受和颤抖。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一个人做每件事。我是我这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个。”
很快就要到晚上了，很难不把逐渐减弱的光线看作是对最后的事情、最后的可能性的隐喻。露丝几乎完全实现了她小时候的幻想，“如果我不能成为贝多芬的妻子，那么我现在的一部分命运，”她说，“就是克服坐在杰克逊·波洛克膝上的女孩的形象。我现在准备好了。”
天快黑了，但前方透过窗外的光线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全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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