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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胡安·米罗第一次来到巴黎,参加了一个达达主义的聚会,并到毕加索的工作室里拜访。次年米罗又来了,租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1923 年,当布勒东准备正式开始超现实主义运动之时,米罗已经是巴黎先锋艺术界中颇有名望的一员了。到了 1925 年 11 月,超现实主义的首次展览在巴黎皮埃尔画廊举办,他的作品将被挂在同胞巴勃罗·毕加索的旁边。
他的作品《小丑的狂欢节》成了超现实主义首次展览的热点话题,还巩固了米罗的名声。米罗后来作品的许多显著特征在这幅绘画中已有体现。画面中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形态,弯弯曲曲的线条,以及大量的黑色、红色、绿色和蓝色——对这些事物的呈现方式都带有孩童般的天真。布勒东称米罗是“我们当中最超现实的”。看看《小丑的狂欢节》,便知此言不虚。
这幅作品由一群爬虫、音符、随意的形状、鱼、动物和偶尔出现的一眨不眨的眼睛构成。大多数东西漂浮在半空中,使得这间屋子好像成了世界上最古怪的气球大集合。聚会正在进行,或许是狂欢节的联欢活动,人们在这个基督教的节日上拼命大吃大喝,然后开始大斋期的禁食。作品题名中的小丑以一个八字胡的球的形象出现在中央偏左一点的位置,他那圆胖的脸被涂成一半蓝色一半红色。拉长的脖颈和肥壮的身子组合在一起,如同一把吉他,米罗用小丑的菱形格子装饰了“吉他”的正面。
《小丑的狂欢节》的创作者肯定是一个思维与众不同的人,或者一个压根就没思考过的人。布勒东形容超现实主义为“最纯粹状态下的精神不自觉”,指的是自发地写作或绘画,不受任何有意联想、明确意图和成见的控制。他们推崇的是拿起笔就开始或画下第一个进入头脑的东西,事先不做任何考虑。在理想情形中,这一切应该发生在类似恍惚的状态下,此时有意识的思维都被切断,通向无意识深处的路径打开,揭露了我们头脑中黑暗而危险的真相,性堕落、谋杀等种种念头如潮水般涌来。
这就导致米罗的作品缺乏一个明确的构图,尽管他的确设计过。实际上它更像是这种情形:每一个形状从米罗大脑的“后门”进来,一一浮现在画布上,画面中的元素随之决定了构图,《小丑的狂欢节》成了艺术家潜意识的一次大爆发,而我将尝试对此做一解读。以画面右侧的绿色大球为例,它代表着米罗决意要征服的世界。而带着一只眼和一只耳的梯子,如果把它们看作逃离这间屋子的感官和实用手段的话,可能暗示着艺术家对于被困的恐惧,窗户上的黑三角有着类似埃菲尔铁塔的样貌,它是米罗梦想之城的地标。同时,画面中的昆虫、颜色和形状是他对于西班牙根基的回归。而那些音符呢,一个聚会总要有点响动吧。
于是,菲拉太太的女儿多洛雷斯,和这位年龄相仿的小姑便开始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由菲拉太太抚养长大。
多洛雷斯长大后,嫁给了一个叫米克尔·米罗的钟表匠,1893 年 4 月 20 日,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胡安·米罗”(即西班牙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大师,父母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叫多洛雷斯)。
11 年后,小姑也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皮拉尔.洪科萨”。
小米罗抱着刚出生的皮拉尔,兴奋地捏捏她的脸蛋:“小可爱,你的眼睛实在是太好看了!”
等皮拉尔学会走路之后,她便每天盼着米罗放学回家,跟在米罗后面和他玩耍。
一天下午,米罗在自己的房间里,正当他全神贯注的描绘一只小猫时,突然听到了耳边的呼吸声。他扭头一看,
“皮拉尔,原来是你,喜欢吗?”米罗把画递到皮拉尔面前。
“学画画?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不可能的!”米克尔瞪着 13 岁的儿子,“好好给我学经营,将来继承家里的事业。”
米罗气鼓鼓地斜视着父亲,他知道父亲十分固执,一旦决定,将很难改变。
到了 1907 年,当米罗 14 岁时,父亲米克尔要送他到巴塞罗那商业学校就读经营和会计。
米罗非常苦恼,他对商业毫无兴趣,但是又无法说服父亲改变主意。
他姑且先跟着父亲去学校报到了,但没过多久,他就偷偷跑去了巴塞罗那拉柳贾美术学校学习绘画。
终于,这事还是没瞒得住父亲。米克尔大发雷霆,甚至扬言要将年少的米罗逐出家族,让其自谋生路。
随后,米罗便出现了精神问题,他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不久又出现的严重的伤寒病例。
“你这自私的老鬼,孩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米克尔站在墙角,他掏出怀表,弹开表盖,铃声已响起。
伴随着铃声,他走到窗边,静静地望着窗外,神情严峻。
一个星期后,米克尔买下了蒙特罗伊,一个位于巴塞罗那郊外的农场,让米罗可以康复的地方。在米罗康复的过程中,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米克尔同意了他放弃商业追求。
1920 年,27 岁的米罗首次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在这里,这位贫穷而无名的青年画家,结识了同样来自西班牙的画家毕加索,对方还买下了他的一幅自画像。
在巴黎,米罗还与以记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相处甚欢。他们常去同一个拳击馆练习拳击。
生活拮据的海明威,为了帮助困难之中的米罗,凑了 5000 法郎买下了他的早期重要作品《农场》,这幅油画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
但米罗的艺术当时并未得到业界肯定。1921 年米罗举办首次个展,却一幅画也没卖出。但米罗没有气馁,他曾留下这样的感想:“那次个展虽然没有引起太多反响,但那些少数鼓励我的人,却让我怀抱了更大的希望,并且让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1929 年,在艺术界摸爬滚打多年,屡屡受挫的米罗,却迎来了情感上的丰收。
这一年,皮拉尔答应了米罗的求婚,这对青梅竹马的童年伙伴,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一年,米罗 36 岁,皮拉尔 25 岁。
一年后,他们唯一的女儿玛丽亚·多洛斯·米罗在巴塞罗那出生。
女儿的诞生和妻子的爱,让米罗体会到了久违的温情,他开始探讨拼贴和装配,并创作了一些怪人物。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恬静而神秘。
渐渐地,他的艺术作品也开始在法国和美国展出和销售,他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米罗把大本营也搬到了巴黎。
然而,很快,一阵全球经济危机,又将这刚刚要燃起的星星之火浇灭了。全球经济大萧条,使艺术市场退至冰点。
米罗画好的画没人要,到了 1932 年,由于无法在巴黎养家糊口,他们又不得不搬回巴塞罗那。
1936 年,当米罗携妻女访问巴黎时,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由于无法返回巴塞罗那,米罗发现自己“被普遍的恐怖感麻痹”,并形容自己“背井离乡,怀念我的祖国”。
1937 年,米罗受命装饰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西班牙展馆(与毕加索一起,毕加索为回应对同名城镇的轰炸而创作了《格尔尼卡》),米罗画了《收割者》(《加泰罗尼亚农民起义》)。
这幅纪念性的壁画描绘了一个挥舞着镰刀的强大人物,但在第二年就被丢失或毁坏了;只有几张黑白照片保存至今。
然而,很快巴黎也变得不安全了。1939 年,在德国入侵威胁下,米罗携家人逃到诺曼底,1941 年,他们再次逃回西班牙。
在汽车后座,米罗紧紧抱着皮拉尔,和他们 11 岁的女儿玛利亚,玛利亚湛蓝的眼睛呆望着车窗外,窗外正下着大雨。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躲在法国?”玛利亚望着米罗的眼睛。
米罗沉默了片刻,他伸出手,抚摸着玛利亚的头发,“两害相权取其轻。”
回到西班牙后,米罗不得不使用妻子的姓氏来逃避弗朗哥政权的监视。
逃回西班牙后,他们在马洛卡定居下来。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尽管看似隔绝了外面的战争,但米罗却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灵感,年少时的精神问题又再次袭来。
当皮拉尔来到画室时,看见米罗坐在画布前,黯然神伤。
“老婆,一切都完了,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灵感,”米罗长叹一声,
“当我拿起画笔时,我却不知道该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说完,便失声痛哭。
“试试这个吧,老公,”皮拉尔递给米罗两个方盒子,露出恬静的微笑。
米罗擦了擦眼泪,他接过方盒子,打开一看,念道,“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
“是我离开巴黎之前为你买的,也许可以帮你找回灵感,”皮拉尔蹲下来,抚摸着米罗的脸。
从那开始,每天晚上,皮拉尔为他朗读一些古典文学,还有神秘文学作品。
在一天下午,随着莫扎特的音乐响起,米罗终于再次拿起了画笔,他蘸上黄色和红色的颜料,开始在画布上找寻那未曾失去的灵魂。
然而,正当米罗在为失去灵感痛不欲生之时,他在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次回顾展获得了极大的赞誉。
in Hakone Open Air Museum/Japan.
到了 1942 年,他制作了一些标题为星座的小幅水粉画,这些作品是他的最错综、最抒情的构图,又恢复了他 1920 年代作品的优美和华丽。但是,艺术家这时所涉及的是飞翔和变形的构思,是他所冥想的鸟儿迁徙、蝴蝶群季节性的更替以及星座和银河流动的变体画(《女诗人》,1940)。
这些星座画,于 1945 年在纽约的皮埃·马蒂斯美术馆展出,并促成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出现。从 1930 年开始,米罗已在纽约展出作品,除了毕加索和马蒂斯之外,他比当时欧洲的任何大师都更有名。
COMPOSITION (HOMMAGE À EDGAR VARÈSE I)
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有机抽象这一支派的领导人物,米罗对年轻一辈的美国画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人,当时正在力求摆脱社会现实主义和地方主义,寻找新出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米罗正在运用厚实的颜料或发光而又有气氛的色彩进行大规模的工作。《绘画》(1953)就是在造型、图案和色彩上十分大胆的作品。在多变的背景上,艺术家组织结构各种物体,符号和人物,运用了粗壮厚重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
他还开始与制陶家阿蒂加一道工作,创作陶器、陶塑,后来还制作了极长的陶砖壁画。米罗当时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委托之作,是现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两幅陶砖壁画,取名为《夜》和《昼》。墙的尺度和陶砖粗糙的表面,启发他用深色和简洁的纪念碑式的形状。
随着米罗年龄的增长,他继续获得许多荣誉和公共委托。1974年,他受命为纽约世贸中心创作一幅挂毯,展示了他作为国际知名艺术家的成就以及他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他于1979年获得巴塞罗那大学荣誉学位。1982,他完成了巴塞罗那市的大型公共雕塑《女人和小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多产事业的顶峰,是现代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皮拉尔在她的慷慨大方中脱颖而出,这对他们在 1981 创立的皮拉尔-胡安-米罗基金会是至关重要的,当时这对夫妇通过起草基金会章程和捐赠艺术品和文件来奠定其基石。
然而,不幸的是,两年后的 1983 年 12 月 25 日,米罗因心脏病突发,永远告别了他深爱的妻子和女儿。
1986 年,在米罗去世 3 年后,皮拉尔提出需要建造一座大楼,作为基金会的总部。随后,她宣布将捐出博物馆目前所在的土地,并在苏富比拍卖 42 件作品,为博物馆的建设提供资金,从而完善了米罗的遗产(他的工作室的捐赠)。这座建筑物于 1992 年对外开放。
在他们结婚的半个多世纪里,皮拉尔对米罗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用米罗自己的话说:“我妻子皮拉尔是我理想的伴侣。如果没有她,我将成为一个迷失在这个世界上的孤儿。除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任何事情或如何组织事情。她是我的守护天使。”
这是一段真正的青梅竹马,从一而终的爱情!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一位伟大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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