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博物馆的路也通往图书馆,否则你对艺术的了解只有一半

做公号以来,一直在分析西方绘画。一个月前,我很“馋”,也想进入中国艺术这座宝山。
买了一本又一本,flag立了一次又一次,始终下不了决心动笔,担心自己想不透、说不清。
“东西方艺术完全不一样,没法混在一起写!”亲朋好友来相问,我总拿出这个借口推脱。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这时我读到四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3世纪。
1288年,罗马,61岁的枢机主教吉罗拉莫当上了教皇,成为尼古拉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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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四世像 
作为第一位出身方济各会的教皇,他登基不久就砸钱修缮位于佩鲁贾的方济各会母堂阿西西教堂。
壁画工程交给了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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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批准规章 1295-1300
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上堂
注意丝绸帷幕上的四出花球路纹,这个图案敦煌榆林窟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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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花球路纹图案 西夏
敦煌榆林窟第10窟甬道顶壁画
新教皇还送了阿西西教堂大量奇珍异宝,其中有100多件来自蒙元帝国。
这些东西哪来的?来自忽必烈汗的使团。
尼古拉四世当选前12年,两位来自中国的景教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带着忽必烈汗的国书和礼物,从大都出发,一路向西。
他们先到达蒙古人统治的伊儿汗国(今伊朗),拉班·扫马受阿鲁浑汗的委托继续西行,游说教廷和欧洲诸国一起对付伊斯兰势力。
1287年,拉班·扫马到达罗马,与当时还是枢机主教的尼古拉四世成了朋友。
次年新教皇登基,来自中国的礼物,自然就成为了阿西西的宝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4世纪。
当时,杜乔领衔的锡耶纳画派与乔托代表的佛罗伦萨画派竞争激烈。我们要说的安布罗乔·洛伦采蒂,是杜乔的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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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萨里 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像
《艺苑名人传》
1338年,他在锡耶纳市政厅的九人厅画了三面墙的壁画,提醒执政者好政府和坏政府的不同影响。
东墙上描绘的是好政府带来的好处,乡村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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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的功效 局部 1338-1339
锡耶纳市政厅
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和詹森,将这幅画称为西方“第一幅真正的风景画”。
画的视点居高临下,山川逐渐融入天空,风景中点缀着人物、树木、房舍。这些都是西方艺术前所未有的特征,但在中国画里很常见。
拉近看,四个农民正在打谷,他们背后有草垛,还有两只鸡在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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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下面这幅南宋画家楼璹[shú]《耕织图》(1133年)的元代摹本,农民的动作、草垛、两只鸡,构图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刚好是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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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忽哥赤 耕稼穑图卷 局部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两百年前的中国图像,竟在锡耶纳的壁画里找到了呼应。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5世纪。
1457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拿出当时葡萄牙航海所得的最新地理情报,要找人画一张世界地图。
接下这个订单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天主教修士弗拉·毛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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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毛罗胸像
他用3年时间,画了一幅直径约两米的圆形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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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罗地图 1457-1459
毛罗关于东方的知识,大部分来自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蒂、鄂多立克等东方旅行家。
 
地图中最繁华富庶的地方,被布置在中国——CHAT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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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都附近有狮子的石拱桥,那是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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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画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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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或明 卢沟运筏图 局部
那时候迪亚士没绕过好望角,哥伦布没发现美洲,达·伽马也没到达印度。
但在毛罗的地图里,好望角以西的非洲西岸,停泊着一艘中国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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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郑和的宝船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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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过洋牵星图之一
从大都入海口一直延伸到非洲南端的航线,很可能早已是中国帆船自由往来游弋的海域。
第四个故事,年代已不可考。
主角是一对从火灾中幸存的烂门板。它们被视若珍宝,因为上面画着两个大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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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木美人
广东新会博物馆藏
这两姐妹是欧陆人的样子,或者说是一种西方图像。
有学者说她们是“中国蒙娜丽莎”,不过仔细看并不像。反而与下面这对法国姐妹,有说不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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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德斯特蕾和姐妹维拉公爵夫人 1594
巴黎卢浮宫藏
木美人是谁画的?怎么来中国的?至今仍是个迷。一个可能是,与晚明时期进入澳门的葡萄牙人有关。
不管怎样,当时中国人拿到这种画,第一件事肯定是给她们画上衣服,换个发型。
两姐妹穿戴着16-17世纪西班牙或佛兰德斯的贵族服饰,袖口有蕾丝,长裙曳地,还套上了左衽的汉式襟衣。
她们在广东新会天等村天后庙的缭绕香火中接受朝拜,直到1958年才进入博物馆。
以上四个故事,我都是第一次读到,来自这本书:
去博物馆的路也通往图书馆,否则你对艺术的了解只有一半
书中揭示的东西方艺术的联系,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的独家创见。他发现了大量中国元素和中国艺术在西方数个世纪的隐秘存在、使用、借鉴。
 
中国的艺术研究已进入深水区,研究者正谋求走出“编译状态”,作为既吃透本国传统、又熟稔西方脉络的“双语人”,寻找跑道、寻找选题、寻找画面内外的新大陆,对艺术进行跨文化的细节评估和精当发言。
李军个人选择的艺术研究跑道有两条:一是13-16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艺术交流,二是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艺术的跨文化、跨媒介联系。
 
为了研究,他常跑西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有了与大多数中国艺术游客不一样的心得——
 
“在考察博物馆的同时,别忘了考察欧美重要学术机构的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的藏书或按照主题或按照艺术家分类陈列,关于每一位重要作家或作者的研究书籍常常会有好几书架。这就意味着别人事先为我们准备好了大的工作背景,我们只需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不够的话还可以利用这些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互借渠道),把相关材料一网打尽,全部占有,从而事半功倍。在此之后,我们可以把相关实物和电子资源带回,在此基础上寻求知识的推进,从而完成自己的研究。对‘原文化语境’的探究,如果没有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一度沿用“前店后厂”模式。对西方艺术传播体系而言,博物馆美术馆是他们的“前店”,累积了几代几十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图书馆是他们的“后厂”。
 
去往博物馆的路也通往图书馆,否则你对艺术的了解,或如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半。
以往习惯认为编译才有“干货”,如我读过李军2014年翻译的阿拉斯著作《拉斐尔的异象灵见》,确实脑洞大开。
不过读完《跨文化的艺术史》之后,我不仅开了脑洞,还治好了拖延症(也许),现在,准备好好琢磨在中国艺术这座宝山前开出自己的新跑道……
博物馆时代,我们有更多机会面对原作。但只带着眼睛和相机还不够,准备好知识行李,才能乐在其中。
我先读为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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