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天真烂漫的艺术大师,和他白头偕老、相濡以沫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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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的母亲艾达·玛丽·克利,是一位年轻的瑞士歌手。
“汉斯,看看你女儿,真像你!”艾达捏了一下丈夫的肩膀,他正在妆点一棵挂满彩球的圣诞树。
威廉将手中的一颗彩球放到膝下的纸盒里,他站起来,拉着妻子的手,“像我不好吗?将来成为一个音乐家。”
“你看咱们孩子是不是不太想当个音乐家啊?”一天夜里,艾达拍拍旁边就快要睡着的汉斯。
“等孩子长大一些,让他自由选择吧”,汉斯翻过身来,面朝艾达:“诗人、画家也未尝不可啊,亲爱的。”
待汉斯呼噜声响起的时候,艾达还在思考,静夜里依稀可见她那犹疑的双眼。
直到有一天,艾达正在准备晚餐,保罗叫住了她,“妈妈,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我不想当一个音乐家,我想当一个画家”,保罗望着妈妈的眼睛,“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
艾达沉默了一会,她走过来,摸摸保罗的头,“孩子,去做你想做的吧!我们只希望你开心就好。”
转眼就到了 1898 年,19 岁的保罗决定前往德国,那里是他父亲汉斯的故乡。临行那天,父母和姐姐都来到车站为他送行,他们分别拥抱了保罗之后,父亲抹了抹眼泪,
“孩子,你是我们的骄傲。此去一行,妈妈不在身边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了。”汉斯一边说,一边望向艾达。
艾达含着眼泪,望着保罗,微笑地点了点头,带着欣慰。
“我会的,爸、妈、姐,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我爱你们。”保罗再次拥抱了爸妈和姐姐之后,他将帽子戴在头上,提着两只箱子,就上车了。
在到达慕尼黑之后,克利开始在一家私人工作室里学习了绘画技巧。
也是在这段时间,克利认识了年轻、漂亮、又有才华的青年钢琴教师莉莉·斯顿夫。
莉莉的出现让克利无比思念他的音乐家父亲和歌手母亲。
由于克利也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他们一见如故,很快便双双坠入爱河——于是,克利也有了自己的“甜心”。
两年后,进入德国著名的画家弗朗茨·冯·施图克的工作室学习。
从 1903 到 1906 年的几年里,克利制作了一批蚀版画,有《树中的处女》、《柏修斯,智慧战胜不幸》和《两人相遇,各自以为对方是更高等的人》。
这些画里准确而严格的技巧,使人联想起德国文艺复兴的书画印刻传统。
他那疯狂的幻想,表明了一种个人的梦幻,还反映出表现主义的版画家库宾的影响。
1901 到 1905 年之间,克利游历了意大利和法国,还参观了马蒂斯的作品。
到了 1906 年,在相处了 7 年之后,克利和莉莉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但克利画的这种看起来很古怪的画,外面根本没有人要买。
“老公,我养你!”,莉莉从后面抱住克利,“去追求你的艺术吧,你一定能一鸣惊人!”
这段时间,莉莉在外面教授钢琴课,有时候一天要去好几个家庭,并且分别在城市西郊和东郊。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莉莉过上好日子,别再让她这么辛苦了。
1907 年,莉莉为克利生了一个儿子,克利给他起名叫“菲利克斯”。
1908 到 1910 年间,克利开始研究塞尚和梵高。
1911 年,他在慕尼黑的桑哈塞美术馆举行了个人展览,还认识了“青骑士”画家康定斯基、马克、麦克、雅弗林斯基和门特,并和他们一起参展。
莉莉一只手牵着菲利克斯,另一只手接过信封,打开一看,她眼眶湿润了,
“谢谢你不辞劳苦,养我这么久,老婆!现在换我养你了。”
1912 年,克利参加了第二届“青骑士”展览,并在那里看到了罗伯特·德劳内、巴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等其他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他还参观了德劳内在巴黎的工作室,他的抽象实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1914 年,克利和麦克去突尼斯和北非的其他地区,这是一次重要的旅行。
在突尼斯呆了几天后,北非的阳光打开了他的双眼,他看到了色彩的真正潜力。
此前漫长的个人挣扎就此结束。解脱了的、兴奋的克利宣布:“色彩与我合二为一。我是个画家了。”
他在突尼斯期间创作的水彩画《哈马马特的清真寺》印证了这一声明。
1916 年到 1918 年间,克利在德国军队里服兵役。
1920 年,格罗皮乌斯邀请他加入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
左起:约瑟夫·阿尔伯斯、欣纳克·谢帕、穆什、莫霍利·纳吉、赫伯特·拜尔、斯密特、沃尔特·格罗皮乌斯、马塞尔·布劳耶、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莱昂纳尔·费宁格、根塔·斯托兹、奥斯卡·施莱默
克利待在包豪斯学院的那些年里,接近了康定斯基、俄国至上主义传统、构成主义和荷兰的风格派。
那时,他只是一个难能的纯抽象主义者。他的画有一种颤动的活力,似乎它们是有机形状的,而不是几何形状的。
克利是一个既浪漫又神秘的人。他把绘画或者创作活动,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体验,在这个体验过程中,艺术家在得到启发的时刻,把内心的幻象和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结合起来。
所谓表现可见的真实,并不是“对人或自然的真实”,而是与人或自然的本质相似,并且能阐明这种本质。
他的艺术的“小宇宙”与自然的“大宇宙”相似,这源出于东方的思想。克利的艺术,显然是从浪漫主义、尤其是象征主义的传统里产生的,但他没有照任何一个传统走下去,而是扬弃两种传统。
他的内心真实、内心幻想,不仅在主题上、色彩上,以及限定实体的形状中显示出来,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甚至显示得更多,因此观者不得不在画布上一步一步地追溯。
克利是一个“有新的敏感性的原始人”,在他之前,塞尚曾把自己说成一个具有新视觉的原始人。
在克利 1914 到 1918 年间的绘画中,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带有立体主义结构,以及偶尔进入文学幻想的试验。
1918 年,他的个人的幻想,在形式里体现了出来,这些形式,似乎是根植于儿童艺术、原始人或狂人艺术之中的。他的形式上的、表现性的概念,大都确立于 1920 年以前,《怪物,随着我悦耳的歌声起舞吧!》,画了一个极小的身体,身体上的脑袋有瞪大了的疯狂的眼睛和紫色的鼻子。
它是一幅儿童的线描画,但结合了最老练的黄赭色和赭色的层次。
这就是克利作品的特征之一——天真烂漫孩提似的想象。
事实上又是一种微妙的混合:即原始线描的面具和背景优雅的色彩气氛的混合。
他画的人物和物体,具有孩子般的天真,人物和物体散布或漂浮在含糊的空间中。
构成这种空间的是,精致、微妙的光与色的和谐,这给他的艺术概念,增添了神秘感和奇异感。
天真与老练的表现结合了起来,产生了矛盾要素的冲突性效果,可是,它们是单一的、整体的视觉体验。
《红气球》中的色彩,是限制在线的轮廓之中的,但依然精微地混合了在整体上漂流的、变化的色彩。
左上方和右上方的红色形状,仅仅是由靠中心的线条来限制的。在这些红色接近于绘画边缘时,就发生了变化,流入了背景里优美、灰色的淡彩之中。
其它的几何形结构,整体的或局部的黄色、绿色和赭色的正方形和矩形,在不明确的空间中浮动,无法准确地固定或安置下来。
底部的那个蓝绿色的形状,是由右边成角度的线条来限制的,表示暂时退入深处,也只是让不明确的空间复杂起来。
只有中心的红圆圈即“红气球”,似乎保持着神秘焦点的地位。在它的周围,一切都在永恒变化的状态中,缓慢地沉下去。
所以,这就是一种不是抽象的抽象,它是从抽象要素中产生出来的幻想作品。
1920 年代,克利在包豪斯学院的那些年里,最常做的就是用这种个人形式的几何抽象所进行的探索,这显然反映了当时围绕在他身旁的构成主义气氛。
《六条流线》,是没有物象的横竖矩形的排列,各个层次的深颜色,包含在用尺子精确打出的清晰而有规则的线条之中。
不过,和克利通常的情形一样,其整体效果仍是有机的而不是几何的。形式似乎是天生地就的,画面的变化感无奇不有。
克利的大多数绘画是墨水和水彩相结合的,很适于他所追求的流动效果。但是这幅独特的作品是用油彩和蛋彩相结合而成的,取得了特别丰富或密实的效果。
1920 年代,克利以油画为手段,有时结合用水彩,制作了一系列黑色的绘画。
有些作品,表现的是阴暗的水底景色。海洋的深处,有奇异的抽象植物形状,有时还有奇特的小人物,鱼儿在里面穿游。这个题材,把互不相干的物体编排在一起,有时是数学式的排列,有时则是有机式的。
在《围绕着鱼》里,表现成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静物,其中,紫色椭圆形鱼盘上的鱼,是用线精确描绘的。
一些物体围绕着它,有些是机器形式,有些是有机形状,有些则是象征性的。
左上部有一个图式化了的头,它从一个容器的长杆子上长了出来。那个容器,可能是个机器,一个红色的箭头与它正面相遇,使之大吃一惊。
一根细线把箭头和鱼连结了起来。一轮新月伴一轮满月,一个红点、一个绿色的十字以及一个感叹号,分布在整个黑暗的天空之中或海洋深处,到处都是浮动着的记号和物体。
这一幅作品以及有关的作品,最接近于超现实主义所作的努力。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位开路先锋。
克利的试验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不时地触及了 20 世纪绘画的几乎每个方面。
在 1930 年代的初期,他探索了一种点彩派的形式,满布鲜艳色点的图案,常常模模糊糊地形成不同色彩的三角形,由几根线条加以控制,创造出一种建筑式形象。
1930 年代,他继续画了一些人物和面孔(有时仅画个凝视着的大眼睛)、幻想的风景、建筑式的结构,常常是恐吓性的。
也许这些后期作品的主要特征是一种表现,但对于克利来说,有纪念意义的是,他以色场为背景,使用了自由大胆的黑色线条图案。
其中有些后期作品,仅仅寥寥数笔,代表一个人物或一条蛇,他和米罗的有机超现实主义绘画有些相近。然而,始终有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当人们发现克利和另一位艺术家之间互有影响的时候,却难以说出,到底是谁影响了谁(《高尚的园丁》,1939)。
克利的艺术,引入了现代绘画、雕塑甚至建筑,引入了一系列和探索幻想有关的研究。
克利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但绝不意味着他是单枪匹马地工作,因为有一大批艺术家,既作为个人又作为组织的团体(达达主义者、形而上画派和超现实主义者),都与幻想的主题有关。
他们在新的潜意识的理论里扎根,反抗战争的疯狂,或常常直接反抗 20 世纪试验艺术中的抽象、形式要素的优势(《喜歌剧“航海者”中的战斗场面》,1923;《城市之书的一页》,1928)。
到了 1930 年,克利离开包豪斯前往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但这段短暂的平静期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结束。
希特勒上台后,克利被指责为“加利西亚犹太人”和“文化布尔什维克”,他的作品被视为“颠覆性的”和“疯狂的”。
后来被诊断为进行性硬皮病,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会使皮肤和其他器官变硬。
莉莉一直守护在身边,悉心照顾病中的克利,并帮他绷好画布,备好画笔。
克利在生病后的一年只创作了 25 件作品,但他的创造力在 1937 年复苏,到了 1939 年增加到创纪录的 1253 件。
他后期的作品涉及对悲伤、痛苦、坚韧和对死亡的承受。
克利的几件作品被列入 1937 年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者举办的“堕落艺术”展览。
在德国对克利性格和政治的指控,使他在 1939 年申请瑞士国籍变得十分困难。
当年他出生在瑞士时,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根据瑞士法律,这意味着克利只能是德国公民(当他的申请最终得以通过时,克利已经去世了)。
1940 年 6 月 29 日,克利在莉莉的怀中安然离世。
在克利去世多年后,在他的家乡,人们为他造了一座博物馆(Zentrum Paul Klee),并于 2005 年开幕,里面收藏着保罗·克利 4000 多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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