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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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寂寞(1971-1986)

 

 

“你总希望若你爱某人爱得够多,一切都会改变——但这不一定会成真。”

——奥黛丽·赫本

 

“我担心自己在电影中无可表达,因为我在家里已经太充实了。”奥黛丽在1971年说。

 

奥黛丽的家位于罗马市中心闹市区的豪华顶层公寓,那里原本是一位红衣主教住处,共有15000平方英尺(约1400平方米),有挑高的屋顶和壁画。除了多蒂夫妇一家人之外,还有一名仆人住在那里。屋子里可以容纳许多宾客,多蒂喜欢招待同事,然后引荐他那个有名的妻子。后来他们卖掉这间顶层公寓,另外在有许多公园和树木的区域找了一间面积略小但同样豪华的公寓。奥黛丽自己比较希望减少一点社交晚宴,或者宁可招待到罗马来拜访的朋友,如派克夫妇、惠勒夫妇、辛尼曼夫妇、以及凯特和路。

 

奥黛丽的知心好友中,有一位是同为演员的薄命红颜卡波辛。她原名洁曼·勒菲芙,少女时代有一段短暂的婚姻,后来又不少男人拜倒在她的裙下,最值得一提的是荷顿,两人合演过两部电影。奥黛丽与卡波辛相同的地方不只是有同一个男友,她们两人还常有严重的忧郁情绪,陷入这种情绪时每每相互倾诉。奥黛丽发现工作或爱(或照顾亲人的义务)是最有效的治疗药物,卡波辛却常濒临自杀的边缘,需要奥黛丽友情的安慰。她在1960年代搬到洛桑,离和平之邸不远。她精神好的时候,是奥黛丽能够依赖的体贴好友。

 

奥黛丽溺爱两个儿子。“她包办了母亲该做的一切。”肖恩说。早上叫他们起床,指导他们做功课,念书给他们听,带他们看电影,拜访友人。“她的随和总让我的朋友大吃一惊。”卢卡说,“他们都以为会看到什么难以想象的大人物,没想到只是一个很亲切的人。”肖恩说:“她对我们的期望非常清楚……她既严又慈,恩威并用。”为了孩子,她拒绝继续发展事业,但是接了一部广告片,工作半天进账百万美元。这是1967年4月至1975年5月8年间,她唯一一次收取片酬,出现在镜头前面。

 

1974年,奥黛丽生活很惬意。她有足够的钱随心所欲花用,儿子健康、有教养,她是受人敬重的伯爵夫人、嫁给名医的知名女星。要是狗仔能放过她和儿子就好了……

 

但那一年意大利政局不稳,许多富有或在政治上较活跃的家庭被窃、甚至遭到攻击,子女遭绑架勒索。多蒂自己就差点在诊所附近被歹徒持枪绑架,幸好被附近的警察救出,后来他们一直有保镖随侧。

 

奥黛丽觉得意大利的生活越来越像战时的荷兰,她不希望孩子受到任何危险或伤害,或者在暴力下生活,所以把14岁的肖恩送到瑞士住校。卢卡才4岁,不能离开父母,但罗马街头暴力猖獗,“赤军旅”四处活动,多蒂夫妇觉得还是让奥黛丽带孩子回瑞士比较安全。因此,有一阵子,周末时多蒂往返瑞士。那年夏天,45岁的奥黛丽再度怀孕——但不久第五度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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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奥黛丽的母亲放弃了旧金山的家,搬到瑞士与奥黛丽同住。10年来,她一直在做募款工作,协助训练越战老兵转业,如今到了女儿家也闲不下来,成了和平之邸实质的大总管,把她在伦敦担任管家的经验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一如肖恩说的,她是“贵妇”。虽然奥黛丽为母亲安排舒适的生活,但两人“个性不合”。那年埃拉74岁,她的健康不久开始恶化,接下来十年缠绵病榻。

 

“我忙得不可开交,”奥黛丽在1975年初告诉记者说,“大家总问我做妻子、做母亲会不会无聊,不——一点也不……人需要时间生活,需要把时间花在你最在乎的事情上;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养育儿子。孩子们当然可以自己长大,但他们必须有爱,这是他们无法自动自发得到的东西。”

 

1975年1月,弗林斯又送来一部剧本给她考虑,这回她没有断然拒绝。詹姆斯·古德曼写了一部机智又感人的剧本,内容是关于历经多姿青春之后中年的罗宾汉与玛丽安。罗宾汉已经从十字军东征大业返乡,历经沧桑又疲惫,他找到玛丽安,发现她已经成为修女,是英国乡下一个修道院的院长。诺丁汉的坏长官依旧余恨难消,想找罗宾汉等人复仇。

 

古德曼曾因《冬之狮》获奖,该片描述英王亨利二世的故事,一方面忠实于史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中世纪生活,一方面大胆运用现代英国语汇和幽默。他精彩地描绘亨利二世与妻子叱咤风云的生活,而且呈现他们陷入政治交战的痛苦;相较之下,《罗宾汉与玛丽安》的故事再怎么逼真,毕竟只是传说,所以重点放在两位主角再续前缘,是演员发挥演技的大好时机。

 

古德曼的剧本之所以想吸引奥黛丽,可能是因为她觉得玛丽安和她一样。她们都放弃了原来的生活,追求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两人都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内敛,仍不免渴望爱情。此外,片酬也让她动心——工作36天就可以赚得百万美元。奥黛丽后来的伴侣沃德斯说:“她不虞匮乏,只是多多益善。”毕竟她必须支付和平之邸和母亲的开销,而且决定再置产,购买瑞士格斯塔德的山间小屋。

 

《罗宾汉与玛丽安》一片的导演理查德·莱斯特,他特别擅长结合喜剧与动作的影片,因为帮披头士拍了两部影片而知名。该片的男主角是肖恩·康纳利,演员包括罗勃·萧、尼可·威廉森、丹荷·艾略特、肯尼斯·梅格等,都是英国老牌演员。影片将在西班牙拍摄,时间从5月底到7月初,奥黛丽觉得拍片速度快得惊人。“由于我先生鼓励我拍这部影片”,所以她收拾了行囊,卢卡和保姆、私人发型师、化妆师和助理随行。当时她“腹痛如绞,双手直冒汗,因为这么多年没拍片,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变化”。

 

不消说,媒体充斥着奥黛丽“复出”的报导。“我从没说过我不再演出。”她反驳说,“退休之后再拍片才叫‘复出’,我不是复出,只是也许永远不会再拍另一部电影!”她说自己休息这么久,是因为觉得在镜头前表演让她紧张。“我一开始拍电影,总会紧张。每一次拍片都是冒险,永远不知道结果如何。”

 

在纳瓦尔(注:西班牙北部自治区)附近拍片的那几周,这段话必然反复出现在她心里。一方面,她不喜欢这部影片的拍摄速度这么快,才拍一两次,导演莱斯特就满意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拖泥带水,也懒得探究故事中的浪漫部分。奥黛丽习惯一拍再拍,与摄影师讨论在某个景如何为她取镜,但在这里都不重要。

 

拍摄马车涉河的镜头时,马车意外翻覆,她和其他三名演员落入及膝的河水中。莱斯特觉得这段插曲效果自然又有趣,所以让镜头继续拍摄,并让康纳利即兴自编台词,收进片中,奥黛丽对此大感不满。后来她说:“虽然水不深,仍然很骇人。我们穿着沉重的修女服,又被水浸湿,把我们往水下拉,行动极为不便。”

 

还有一天,她得了喉头炎,声音嘶哑,但莱斯特说没有关系,反正大半的对白事后都要送到录音间处理。但等他听到她的声音,却觉得恰好很适合与威廉森柔情的一幕。导演的传记作者记录整个拍片过程说:“连最小的细节,例如要用她拖车里的铝椅,而非大家常用的帆布椅,赫本小姐都会以她最婉转的方式,让导演知道她习惯比较好的待遇。”

 

曾参与制作《蒂凡尼的早餐》的理查德·薛帕德说:“即使面对希特勒,奥黛丽也能与他相处融洽,但在她的心目中,莱斯特并不难忘。”如果这就是电影新浪潮,那么她不喜欢它。“我从来没有这么迅速地拍完电影,宁可有多一点时间。”她说。或许因为36天时间太短,让她“第一天就目瞪口呆”,并且如她所说,“每一次拍摄前都不免心惊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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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罗宾汉与玛丽安》上映时,影评毁誉参半,但大家都全心欢迎奥黛丽重返银幕。她拍这部片时已经46岁,平滑的肌肤和依旧青春的容貌让人齐声赞叹。

 

在西班牙拍片期间,奥黛丽看到一些欧洲八卦报纸拍到丈夫的彩色照片,他和一个又一个漂亮女孩流连一个又一个夜总会。他回到罗马向多蒂提出质疑时,他假作震惊,说她们只是朋友。

 

在这一刻,奥黛丽并没有提出离婚。“为了孩子,我的两段婚姻都撑到最长的时间。你总希望若爱某人爱得够多,一切都会改变——但这不一定会成真。”夏日将至,她与卢卡回到和平之邸。“我相信打从一开始,她就了解多蒂的个性,只是梦想且期望着自己能改变他。当她发现无法做到时,不免极为失望。”肖恩说。奥黛丽后来悲伤地承认:“多蒂比费勒好不到哪里去。”

 

肖恩说,奥黛丽很爱两任丈夫,尽可能延续婚姻。“她没有在需要时说出心声让对方知道,也没有设定对自己有利的界限。”肖恩指的是多蒂的风流韵事,“我的继父是个有趣的心理治疗师——但他是只猎犬,不知道忠实为何物。如果寻觅的是安全感,那么他并不是个好丈夫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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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本与多蒂的婚礼

 

奥黛丽——根据沃德斯的说法,因为这一切感到羞辱,“第二次的婚姻也失败,对她尤其痛苦”。至于多蒂,他坦白为自己辩护:“我又不是天使。意大利丈夫向来不以衷闻名。”

 

她的第二段婚姻缺乏稳定安全,但她还不打算了结它。奥黛丽只让极少朋友来多蒂的公寓,记者一律不准进入。如果要访问,她会到阿瑞贝拉·安伽贺等朋友家。1976年,她为《罗宾汉与玛丽安》做宣传时,就在安伽贺家中做过几次访问。她的说法是:“我的房里今天一滴水也没有,从6月到11月都没有热水!得到我先生的工作室去洗澡。或许该说我去年夏天到西班牙拍《罗宾汉与玛丽安》,就是为了能洗澡!”、

 

奥黛丽同意赴美为该片做广告,多蒂陪同前往。到达纽约后,她原本要上《今日》节目,但因为对主持人芭芭拉·华特丝不熟悉,而且没有人敢担保不会谈她的私生活,因此临时取消。“她一定要掌握一切,而且害怕意外。”多蒂说。的确,奥黛丽发现她失去控制权时,会更加焦虑。她在一场早餐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非常紧张,一名记者说:“她的手抖个不停,烟一根接一根抽。”

 

1976年3月,多蒂夫妇到洛杉矶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由她宣布最佳影片得主。同一位记者说:“在镜头面前,她仪态万千;但在后台,她紧张万分,结果丢了小钱包,转播完又不肯进媒体室。”

 

参加美国电影技术学院向惠勒致敬的仪式时,奥黛丽自在得多。她相当优雅地致辞,并对一位记者谈到惠勒、怀尔德、库克、多南和辛尼曼等曾经合作的导演:

 

我不是在恭维,但我真的是这些导演的产品。我不是劳伦斯·奥利弗,没有天生的演戏细胞。基本上我很封闭,很难在人前表演。而我的导演共同的特色是,他们让我觉得安全,让我感觉到被爱。我非常依赖他们。我是个舞者,他们却设法让我成为获得观众喜爱的演员。

 

1978年春天时,奥黛丽与多蒂的婚姻生活已经名存实亡,虽然他仍然告诉媒体自己婚姻美满。一直到1981年,才确定了她的离婚判决。她买了一栋花园洋房,肖恩说她很爱那座花园,“常在里面种花莳草,然后用亲手种的花装饰房子”。最后逼使她采取法律行动离婚的原因是,她发现多蒂竟趁她不在,在家里偷情。“她视此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沃德斯说。她不相信自己能以爱的崇高力量改变丈夫的风流习性,只顾责备自己,结果严重忧郁,甚至到了认真考虑自杀的地步,这是她一生头一次有这样的念头。

 

仿佛为了减轻她的绝望似的,一部剧本送到她的面前,她立刻同意在《朱门血痕》中演出。奥黛丽后来说,她同意演出的原因是,导演是她的老友杨,这可能是她接受乏善可陈的剧本的唯一原因。而她之所以迅速接受剧本,还有两个触媒,一是她必须以行动来求生存,另一个是该片片酬高达百万美元。这部电影在1978年11月至1979年2月间拍摄,她必须到纽约、巴黎、罗马和萨丁尼亚拍片。

 

当时卢卡已经在罗马的法语学校就读,肖恩则在瑞士念大学,因此奥黛丽同意到各地拍片——不过一次不能超过三周,方便她回家探视。49岁的奥黛丽饰演小说中原为23岁的女主角。剧本很快为她量身重写——内容是一个继承家族药厂事业的女子因种种原因遭人追杀,虽然重写了剧本,仍然挽救不了乏味的故事和无趣的对白。其他演员像奥黛丽一样,无法拒绝丰富的片酬,加入该片的演出,包括班·加萨拉、詹姆斯·梅逊、伊莲·巴佩斯、米歇尔·菲利普丝、奥玛·雪瑞夫,以及奥黛丽拍摄《修女转》时的老朋友史崔特。

 

除了情节和对白枯燥,影片开拍后也问题不断。“巴佩斯不断说,她忘了怎么演戏;”史崔特回忆道,“梅逊喃喃自语,说日后若他制作执导,不再拍电影;自己带保镖来的奥黛丽则决定,她宁可被黑手党绑架,也不想完成这部影片——所以总体来说,这部片子不是最好的。”奥黛丽从头到尾深感焦虑,无论戏里戏外都烟不离手。

 

她抵达纽约准备拍摄前面的戏份,发现许多年轻工作人员不认识她。同片演员当然很清楚她的分量,尤其是加萨拉,他认为两人第一次非正式见面时“已经擦出火花”。影片在萨丁尼亚岛一个碧绿苍翠的地点开拍,当时加萨拉已经娶了女星贾尼丝·鲁尔,但渴望情感安慰的奥黛丽接近加萨拉的方式非常大胆。加萨拉在等拍片的空档正在看书时,突然看到奥黛丽站在他的面前。他说前一晚睡不着,看着这本书消遣;她提到自己也有失眠的毛病,接着说:“下一次你睡不着,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作伴。”他明白了她的暗示。

 

后来两人在巴黎有一场吻戏,他说“不是拍戏的那种吻”。有一天他们在慕尼黑共进晚餐,奥黛丽终于坦白说,多蒂不仅不忠实,还把女人带回家,使她恨不得自杀。然而,她的这段情很快告终。“我们没有做任何承诺,这是一夜情。”加萨拉说,“电影拍完就再见。”他还说,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奥黛丽与加萨拉之间的很多对话必须在巴黎配音,因此这段不伦之恋在协和广场的五星饭店克里昂饭店继续,“比我们所共度的任何一夜都更缠绵多情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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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血痕》剧照  赫本与加萨拉

 

影片在1979年初完成,同年6月《朱门血痕》上映后,影评一片挞伐,观众则觉得这部仿佛初学电影的学生所导的影片沉闷不已。媒体上比较客气的影评写道:“没有风格……无血无肉、荒唐笨拙。”不过最干脆的判决出自片中硬汉梅逊所饰演的角色:“我再也受不了啦!”

 

此时杨已经接下了下一个工作,要到韩国执导影片;加萨拉在片中饰演一角,肖恩也担任制片助理,因此奥黛丽有两个理由前往韩国。

 

但加萨拉到国外拍片后,却力阻奥黛丽来探望,此时他与另一位名叫艾克·史塔克曼的女子交往,后来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他和奥黛丽一直到当年底才再联系,奥黛丽听说他们在罗马,打电话到旅馆套房说:“我想见你。”他回话说自己很忙。加萨拉说,后来他去电解释:“她接了电话,但我什么也没说,我们俩都没有说任何一个字。他没有叫我的名字,只轻声说:‘再见。’”

 

“我显然并没有恋爱。”加萨拉后来说“有像她那样的人爱我,我实在很荣幸,但直到我离开她,才知道她有多爱我。她告诉别人说我伤透了她的心,但没有对我说。她是这么好、这么甜美,我竟伤了她的心。”

 

大约在此时,导演彼得·波丹诺维奇把新剧本《皆大欢喜》的草稿送来给加萨拉(两人一直有合作),后者一五一十地把他和奥黛丽之间的情事告知导演。“我都记下来了,而且据此选角,因此她后来在《皆大欢喜》中与加萨拉分饰男女主角……她的真实人生成了我为她重写角色的灵感:一个深爱儿子的女人,为了孩子,与生性嫉妒又爱拈花惹草的丈夫对抗,藉由短暂的激情,得到喘息。”波丹诺维奇说。

 

奥黛丽一听说加萨拉将参与演出,立刻签下片约,不愿放弃任何与他再续前缘的机会——而且可能没有注意到剧本重写。等新剧本送到,她同意参加演出,就像加萨拉说的:“把我们的情感搬上大银幕。”不过或许她是因为高片酬才决定演出:6周工作有百万美元酬劳,外加各种生活费用。该片预定在1980年春末夏初开拍,导演聘用肖恩作为私人助理,让他在片中跑龙泰,这当然让奥黛丽开心不已。

 

1980年初,《皆大欢喜》即将开拍前,奥黛丽与加萨拉见了一面,确信两人的关系已经告终。于是他立即返回表示不愿意演出,打乱了大局——没有奥黛丽,片子就拍不成,许多人都会失业,肖恩也丢了工作,奥黛丽欠大家一个解释,因为她的生涯中从没有这种行为。她考虑再三,收回退出的决定,还是参与演出。4月至7月,该片在纽约拍摄。“奥黛丽非常有勇气。”加萨拉说。或许如此,但当时他不知道已经另外有人取代了他在奥黛丽心中的地位,使她能够沉着镇定地与他演出露骨的爱情戏。

 

“我不会因为年华老去而烦恼,却会因寂寞而痛苦。”她在1979年秋天说。当时她年满50,正与加萨拉合作,而她对加萨拉的爱没有得到回报。

 

奥黛丽与梅尔离婚后,纪梵希描述说她过得很“痛苦”。1968年时,她还不到40岁,在罗马展开繁忙的社交生活,度过一段忙乱的时间。接着,她发展一段狂想奇缘,嫁给比她年轻的专业人士——虽然让她颇为自豪,最后他却不符合理想丈夫的形象。时常醉酒的荷顿无法给奥黛丽她所想望的子女——安德森也是;与芬尼的恋情因为可能使她失去肖恩,不得不画上句点;接着加萨拉又只能把她当成逢场作戏的对象,不愿负更多责任。回顾她的感情生活,只能说她实在运气不佳。

 

不过就在1979年圣诞节后不久,奥黛丽在晚宴上结识了罗伯特·沃德斯。他原名罗伯特斯·雅各布布斯·高德佛度斯·沃德斯,1936年出生于鹿特丹,演过一些电视和电影,在拍摄最后一步影片时结识了女主角奥白朗。175厘米的沃德斯浑身充满魅力,除了会说话的绿色眼睛,还有幽默感和敏锐的心灵,在任何一个好莱坞聚会中都是焦点,非常吸引年长25岁的奥白朗。1975年拍完片后,他们就结了婚,住在奥白朗位于加州马里布的家中,直到她1979年11月以68岁之龄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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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本与沃德斯

 

奥黛丽谈起她和沃德斯邂逅的那个晚上说:“我被他吸引,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两人都不快乐:他还在为奥白朗的辞世难过,而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低潮,两人都借酒消愁。”除了用英语沟通外,他们还可以用母语荷兰语聊天,同乡的情谊在两人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沃德斯说:“我和她用荷兰语交谈了几句,觉得很兴奋,但我想我们的交集大概仅止于此。”

 

有些八卦说,沃德斯是卑鄙的投机分子,因为奥白朗留了“一大堆珠宝给他,他把这些珠宝拿去拍卖,得款数百万美元”。很快,他就成了奥黛丽口中的“罗比”。1980年春天,奥黛丽在纽约拍摄《皆大欢喜》,住在皮耶旅馆,沃德斯在洛杉矶。她打电话给他,他心想:“我应该到纽约看她。”然后他付诸行动。“我们必须极为谨慎,那时她虽然不快乐,但仍是多蒂太太。最终我们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搬到欧洲,住在瑞士。”

 

《皆大欢喜》的影评和票房都表现平平,观众对苦中带甜的故事及不怎么有趣的夫妻剧情没什么兴趣。影片的节奏很乱,一会儿飞快,一会儿又缓慢,让他们不知道该对剧中人物做什么样的反应。对奥黛丽与加萨拉情事略有所知的人——有些八卦作家指正历史——不免心领神会地觉得不好意思,尤其是床戏那段。

 

但这部影片最糟的地方是,奥黛丽在片中只流露出乏味和无趣。她身穿黑外套和紧身牛仔裤,踩着高跟皮靴,戴着巨大的太阳眼镜,在曼哈顿街头疾走——一个曼哈顿舞厅常客,想过高雅的生活,却坠入被雇来追踪她的私家侦探的床上。“波丹诺维奇竟然这么卑鄙地对待奥黛丽·赫本”《纽约时报》的影评写道,“假如这是婚姻而非电影,那么她百分之百可以要求离婚。”至于男主角,“加萨拉先生连笑都不能说服观众”。虽然影评人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拍片时发生的一桩悲剧,可能影响了该片的命运。当时41岁的波丹诺维奇爱上了芳龄20岁的《花花公子》女郎桃乐丝·史崔顿,请她参与演出。她其实已经与名叫保罗·史耐德的混混结婚,而在片子杀青后两周,她搬进导演家,并告诉史耐德要和他分手。8月14日,史耐德把她骗回两人原来居住的公寓,枪杀她之后自杀。该片虽然有奥黛丽加持,这桩负面事件却让导演直到来年年底,才找到愿意发行的片商。

 

7月时,就在奥黛丽回到纽约后不久,埃拉第三度中风。“我刚从医院带她回家。”奥黛丽写信给父亲的妻子斐黛玛说,“我日夜照顾她,她的心脏很糟,而且刚三度中风——我一直想来看爸爸,但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加上我的婚姻状况很糟,双方都受折磨……这一切让我身心俱疲,但只能尽力。”

 

让奥黛丽宽心的是,沃德斯来访时,虚弱的埃拉倒是很喜欢他。“奥黛丽与她母亲之间有点紧张,”他后来说,“因为她的母亲非常严格又严肃,不太能表达她的情感——她很爱奥黛丽,只是无法表达;她可以把我当成管道,因为她知道我能把她的感受传达给奥黛丽。而且她很高兴我们能用荷兰语沟通。”

 

奥黛丽和沃德斯的生活非常平静,如挽歌一般:他们早早起床,吃顿清淡的早餐,溜溜他们养的杰克罗素便犬,在花园里消磨时光,读读信和报纸,到市场买点吃的。吃完清淡的午餐后,他们会午睡一下,奥黛丽允许自己吃块巧克力,然后到附近的葡萄园散散步,回家后做点家事,抽烟,晚餐前喝杯威士忌。两人晚上看看喜爱的电视节目,早早就寝。这完全不像名流绚丽的生活,倒像退休的乡间绅士平静度日的方式,只是偶尔会有特殊事件吸引他们到巴黎、罗马、纽约或洛杉矶——例如对她或亲近共事者(如惠勒或阿斯泰尔)的颁奖典礼,或者酬劳很高却不需花太多时间的工作。她常常带着爱犬同行,如果空服员抗议,她可不客气。“这是我唯一摆出奥黛丽·赫本明星架子的时候”。

 

1981年,他们为了一件憾事造访都柏林——奥黛丽92岁的父亲病危。1959年以来,父女俩只见过一面:奥黛丽邀请他和斐黛玛到和平之邸一游。他冷淡的态度一直到最后这段时日依旧不改,医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奥黛丽和沃德斯待了2天之后离开,在这段时间,罗斯顿(和埃拉一样)只能向别人坦诚他的遗憾及她的骄傲。几周后,他就过世了。

 

1982年夏天,宣布奥黛丽和多蒂离婚令时,她的好友奈丝比特以93岁高龄去世。奥黛丽和看护等人细心照顾埃拉10年后,她也在1984年8月溘然长逝。奥黛丽成年后,一直送钱给父母,并支付额外照顾他们的费用。

 

“若非母亲,我一定会迷失。”奥黛丽后来说,“她一直是我的共鸣板,是我的良心。她不是情感最丰富的人——甚至我有时觉得她很冷漠,但她心里很爱我,我一直明白这点。不过很不幸的是,我一直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这样的感受。”

 

还有一些朋友告别人世,对奥黛丽影响深远:1981年,威廉·惠勒和凯特·休姆辞世;1983年,乔治·库克去世;1986年,路去世。他们每一个人与奥黛丽合作后,都和她愈来愈亲密,都像长辈一样疼爱并鼓励奥黛丽。她对他们的回忆永难磨灭,常提起他们的名字。

 

1986年,奥黛丽演出了唯一一部电视电影《贼人之爱》。一天黄昏时分,导演罗杰·杨到和平之邸商谈拍片事宜,主人请他喝杯酒。他心想应该婉拒,但奥黛丽说:“好吧,反正我要喝!”两人边喝威士忌,边讨论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的拍摄时间。

 

后来在洛杉矶,演员聚在同片明星罗伯·华格纳家中读剧本,气氛很愉快。中间休息时,奥黛丽示意杨借一步说话:“R.J.(华格纳在亲近友人和同事间的昵称)是电视红星,你得帮帮我,我不能让他失望!”他安抚奥黛丽,肯定她在片中一定会有精彩表现。当天下午,R.J.示意杨到外面密谈:“你一定要帮我的忙!这可是奥黛丽·赫本——她是电影大明星,我不能让她失望!”

 

根据杨的说法,两人都没有让对方失望。“这个剧本是以《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奥黛丽为基础,制片人要的就是这样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部影片的开头是依奥黛丽当时的年龄所拍摄,1987年时她58岁,宁可以这样的年龄出现在银幕上。但制片人看了之后,不顾奥黛丽和华格纳的反对,坚持要让时光倒流。“奥黛丽说她会努力让他满意,”杨说,“但对这部影片愈来愈不安。影评人印证了她的看法,对片中竟然让成熟的奥黛丽像年轻时一样跳舞大感光火。”杨说,这部影片与当初的构思完全不同,都该怪他。他在多年后表示:“我让她失望了,这使我至今仍深感痛心。”不过奥黛丽觉得问题不在杨,而是制片人。

 

至于备受影迷推崇喜爱的华格纳,他非常高兴与奥黛丽再续年轻时在派拉蒙结交的友谊。“与她一起不只合作愉快,”他提到自己到和平之邸拜访她和沃德斯的经验,“她周遭美好的一切都呈现在家中,她的家具、艺术品、花朵——甚至她的狗身上。她的亲切不只是对我,而是对片场里每一个人。她是忠实的友人,一直与历尽折磨的卡波辛保持往来。她提高了每一个人的标准。拍完电影后能到她家拜访,与她成为朋友,我实在太荣幸了。”

 

1987年2月23日,《贼人之爱》播出后,就从电视台的档案室里消失,直到2005年都还没有找到。至于卡波辛,后来她在洛桑家中自杀,那时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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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使命(1987-1990)

 

 

“施予就是生活。如果你不想再施予,就没有生活的目标”

——奥黛丽·赫本

 

1987年秋天,奥黛丽和沃德斯到远东地区度假,她有一位在澳门使节团工作的堂兄弟正巧邀她担任当地音乐节的特别来宾,其中一场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演出,她和沃德斯欣然同意把这个活动纳入行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于1946年,目的是致力于预防注射、教育、医疗、营养、卫生和清洁饮水,拯救、保护及改善160多个国家儿童的生活。该组织的经费完全来自个人、基金会、企业和政府的捐助,一直是无党派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以来没有任何歧视,也没有政治力量运作。这个基金会最优先的考虑是满足全世界最匮乏地区最弱势儿童的需要,无论原因是天灾或人祸,都是他们行动的对象。

 

“从我幼时的经验,可以印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儿童意义深远。”奥黛丽告诉音乐节的听众,“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感激,信任他们的力量。”她的发言简短却发人深省,媒体一拥而上,请她再多讲几句。

 

她和沃德斯从澳门前往东京,她答应担任世界爱乐管弦乐团音乐会的主持人,也是因为这项活动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慈善演出。这个基金会负责特别活动及亲善大使的组长克莉丝塔·罗丝,在东京与奥黛丽碰面,安排各种细节,她很快成为奥黛丽无话不谈的密友。“她非常自然、从容又美丽,”罗丝说,“每个人都忍不住注意她。她一开始就让我觉得很自在,一点都没有大明星或时尚偶像的架子,纯粹是为了协助她所信仰的目标而来。”

 

罗丝安排在饭店举行记者会,已经做好功课的奥黛丽一一把乐团成员介绍给媒体,并与媒体畅谈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我们本来选择的地点是可以容纳25到30位记者的房间,”罗丝说,“但看到蜂拥的人潮,不得不改到大舞厅。她在日本的影响力实在惊人,原本她一直是日本女星的时尚偶像,如今国际媒体又发现她是胸怀大志的严肃女性。”罗丝回忆,那天热闹的程度简直像国家庆典。

 

“我想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想找出自己是谁、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生的时刻。”奥黛丽说。回到和平之邸过圣诞时,她就到了这个时刻。难道她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能再多一点贡献吗?她考虑自己的情况,在她心中,她的事业就像曝晒在阳光下的水彩画,已经开始褪色一一尤其是近来她所拍的蠢电影。这些影片让她获得丰厚的酬劳,无需担心家人的未来。如今肖恩已经27岁了,卢卡也17岁了,她和沃德斯过得很安稳,究竟还有什么值得她花费心力去努力?她的本性中最深沉的需要是什么?她已经58岁了,她想要一一也需要找出人生更深的新目的。她渴望新的事物。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6

 

澳门和东京之旅的确引导她走向正确的方向,就像她自幼反复说过的,她自己才一岁多时,就想照顾其他孩子;他一直期望做母亲,愿意多生几个孩子。“我得到莫大的特权,”她在开始改变人生道路的此刻说,“为无法发言的儿童发声。这个任务不难,因为儿童没有敌人。拯救孩子是一种福气。”

 

“所以她来找我们,”罗丝说,“她说如果她的名气能协助我们的工作,那么她很乐意这样做。这就是开始。”刚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纽约和日内瓦的官员说,如果奥黛丽能担任媒体代言人,为基金会发表声明、担任募款晚会或慈善活动主持人,或者在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呼吁大家捐款,他们就很感谢了。

 

但她希望不只如此,而是坚持接下喜剧演员丹尼·凯的棒;丹尼·凯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第一位亲善大使,从1954年开始到1987年去世为止,为受苦的儿童跑遍了全世界。奥黛丽心想,她的名声如今可以有新的贡献,吸引大家的注意一一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该怎么做,才能拯救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贫穷、饥饿、无法受教育、糟虐待的儿童。她可以为没有发言机会的人发声,接触有权有势的人,向他们祈求一一或者要求,无论强权国家的成人有什么样的敌意,都不该让儿童因成人所犯的罪受苦。

 

1988年3月1日,奥黛丽正式申请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针对申请表上的问题,她填写了她的背景、童年生活、舞蹈课程、对德国入侵荷兰的见证、家人的悲剧、战时的匮乏、安恒之役一一以及1945年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救济机构救难物质抵达时的情形。她在表上填写的是英国公民,持英国护照,英语、荷兰语、法语和意大利语都很流利。

 

申请表上必须回答“你为什么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个问题,她的答复是:“我一向把握助人的机会,无论是圣诞卡义卖、罗马圣诞电视募款节目、澳门音乐节,或是世界爱乐管弦乐团在东京举行的音乐与和平音乐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我机会,让我能做出贡献一一对我来说,这是殊荣,也实现了我为协助儿童而尽力的渴望。”这个答案与路加修女对“你为什么要协助刚果儿童”的答案,可能相去不远。

 

一周后,她获悉自己已受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每年有一美元象征性酬劳。基金会将支付她的旅行支出,但旅行的方式恐怕与过去的名流旅行截然不同。因为基金是由联合国负责,通常机票和食宿都是市场最低价,也就是说多次转机才能抵达目的地。

 

接受大使任命后8天,打了一堆疫苗之后,奥黛丽和沃德斯动身前往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当时那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地流行病充斥,细菌性痢疾、肝炎、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和脑膜炎盛行,个人前往风险极高。“她和沃德斯搭乘战机,坐在米袋上前往。”罗丝说,“她要求不要给她特殊待遇,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此行的目标是唤起世人对当地极度干旱情况的注意。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档案记录,奥黛丽招来的媒体报道,远比史上任何一位亲善大使都多。

 

她前往威华健康中心,在翻译员的协助下,与前来看病的父母、孩子,以及这所暂时诊所的医生谈话。她走过难民营,看到人们努力想耙松干旱的硬土,以便耕种粮食。她怀抱着又饥又渴的孩子,与人们讨论获得经费时建设水库的方法。当晚她在记者会上说: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7

 

我对埃塞俄比亚的民众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的美,他们的尊严、耐心,以及强大的自助渴望和意志一一不只是坐着等待……他们值得帮助,不仅是因为它们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民,获得的救助最少,而是由于他们是勇敢的民族,为自己做了这么多。

 

接着,她和媒体谈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没有任何标语上写着‘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计划’。重要的是,有了基金会给他的铲子,他们就能自行掘井。我们要确定的是,他们不会用这把铲子来挖孩子的坟墓。”

 

第二天,奥黛丽再度会见媒体:

 

照顾当然比杀戮好。我们在孩子经历危机、发生意外或病倒时,一定会照顾他们一一不只是当时,在之后相当长的休养期间也是。如果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当然能为昨天和今天我在难民营见到的所有沉默的孩子这样做。而且我坚信,这些孩子是我们神圣的使命。

 

她对《时代杂志》的记者说:“这里(埃塞俄比亚)现在正面临紧急情况。就像甘地说的‘战争不能靠子弹获胜,而是靠流血的心。’我相信我们能协助这所有美丽而沉默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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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同仁马上觉察到奥黛丽与其他义工所做工作的差异。名流政要要经常朗读专家为他们准备的演讲稿,但奥黛丽自己查数据,亲手写稿,提供给媒体,或者做儿童基金会的报告。她在家里研读即将前往的国家的书报杂志,像学者准备重要考试一样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或者写信、拨电话给基金会总部的同仁。“你不能光是起身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爱儿童’,然后就结束了。光是知道孟加拉国水患造成7000人死亡,是不够的。为什么会发生洪水?历史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他们还是最贫穷的国家?他们要怎么活下去?他们有没有获得足够的协助?统计数字怎么说?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罗丝记得奥黛丽如何准备在记者会和募款会上演讲:“有时纽约总部送草稿或大纲给她,她会手写一篇新讲稿,而且是用大号字体,因为她不想用眼镜看稿。”

 

基金会的档案中有很大一柜奥黛丽担任亲善大使时的相关资料一一数百页她用清晰字体手写的文件、一写再写的演讲稿、增删的笔记、提到的书和文章,以及对同仁提出的问题。她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我去拜访病童,向他们的领导人或媒体说明他们的情况时,他们都知道我是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比《蒂凡尼的早餐》更让他们兴奋。”

 

若有人反驳她的看法,说世上总有受苦的儿童,未来一定还会有贫苦的孩子,医治他们可能顶多只是延长他们的折磨罢了,奥黛丽会迅速响应:“好,那么从你的孙儿说起。如果他得了肺炎,不要给他买抗生素;如果他出了意外,不要送他去医院。这样是违背生命、违背人性的!”

 

那一年,奥黛丽开始用联合国护照旅行,护照上的名字是“奥黛丽·K.赫本”。她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摄影师霍斯特·瑟尼写到她的前四次旅程:“我非常高兴拿到这本小小的红色联合国护照!!!!真让人忍不住‘炫耀’它……儿童基金会让我神采奕奕,年轻多了!”

 

接下来的五年,她毫无保留地安排各种为基金会出力的行程,1988年就是典型的活动范例一一每年有七八个月忙于这些活动。“我为这个工作试演了45年,终于得到它。每当看见电视上可怕的画面,我总觉得心有余力不足,但现在我有了绝佳的机会,能够出点力。”

 

在她刚开始为基金会四处奔波时,有些曾与她一起拍片的共事者很惊讶。“我绝不敢想象奥黛丽会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奉献这么多,这么无私,这么牺牲自我。”导演多南说,“我们合作拍片这些年,奥黛丽专注于自己的作品和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所以这真的是一种进步。奥黛丽真的成长了。她的年龄成熟了,进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对别人的关怀超越对自己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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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雷克斯·哈里逊必以为然:“她原本就会做这样的事。要记得,大战时期她在荷兰长大,那是和美国小孩截然不同的背景。她了解饥饿和匮乏的滋味,那对她是一种非常切身、个人的经验。”

 

她和沃德斯3月18日离开埃塞俄比亚,返家一周,准备到纽约。3月23日,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曼哈顿总部召开记者会,共有35名记者参加;结束问答后,她又做了三个专访。同一天,她参加了两个电视网的节目,谈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需要。24日一大早,她又参加两个重要的晨间节目,谈同样的议题。当天她还有四个电视节目要参加,在访问之间的空档为基金会录制电视公益广告,参加公益午餐会,最后参加为主要赞助者举办的晚餐会,整天马不停蹄地工作了20个小时。

 

连最野心勃勃的政坛候选人,也会因这样的工作安排筋疲力尽,但奥黛丽没有停步。隔天,也就是25日,她在华盛顿参加了国会早餐会,与外交委员成员一起因应华府媒体提出的问题,另外还至少接受了6家广播电台的专访。26日星期六上午,她和沃德斯飞往多伦多,刚开始当地记者对她的电影事业远比对她的慈善工作更感兴趣。她优雅地微笑,避开这些问题,直接谈起埃塞俄比亚严重缺水的情况。“赫本小姐毫不犹豫地回答问题,即使很棘手的政治问题也不回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委员乔治·卡西斯后来说。记者会后,她又做了9个专访,参加了3个节目。

 

27日,她飞往伦敦进行8天的募捐活动,次日参加9个英国电视节目。“起先我对赫本小姐的慈善大业半信半疑,”一位负责采访她的伦敦记者说:

 

但她一开口说话,我的所有疑惑一扫而空。她热情又真挚地投入,谈及在埃塞俄比亚“让人心酸又温馨”的景象时几乎泪下。有人强烈质疑该国政府安置难民的做法,但赫本小姐充满智慧的回答,她承认该国政府在1985年饥荒后慌了手脚,不过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当天下午,奥黛丽在旅馆接受这位伦敦记者的访问,一边从沃德斯手中接过一大杯威士忌。“我不是酒鬼,只是清晨4点就起床,需要振作一下。”奥黛丽说。记者注意到她“烟不离手,已经筋疲力尽,精神涣散”。

 

当天,奥黛丽谈到沃德斯在它的新职志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一起合作这一切。他对这件事就像我一样热心,全力支持。”来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沃德斯为奥黛丽的经历一一“协调并促进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的出访任务、各种支持活动、媒体访问和各项会议的参与;并协作赫本小姐为基金会准备及执行这些活动”。基金会了解,没有他,奥黛丽无法处理这么重要的工作。1989年,基金会提供2200元酬劳给沃德斯,1991年9月至12月再增加1500美元一一对于他所监管的无数细节而言,这只是象征性报酬。“奥黛丽希望他一起旅行,我负责各地计划的基本工作,他则保护她不受不合理的要求阻挠,并负责她准时进行行程。她希望一切实现计划好,而他在这方面帮助很大。”罗丝说。

 

“每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沃德斯回忆说,“她都会仔细思索自己能否促成任何改变。他不断研读资料,对当地的了解很渊博,但她不是想做特蕾莎修女,也不想当圣人。”

 

回到托洛谢纳几天后,4月6日,奥黛丽在日内瓦举行国际记者会。接着,她与沃德斯赶赴土耳其三天,因为基金会在当地举行大规模的鱼苗接种活动,为儿童接种麻疹、肺结核、破伤风、百日咳、白喉和小儿麻痹的疫苗。她亲赴各个诊所,协助接种,然后才有时间举行记者会,谈每年夺走数千万儿童生命的流行病。接下来,她又旋风式地走访洛杉矶,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与派克一起颁奖。在她的坚持下,她还接受了超过15个专访,希望让更多加州人知道基金会的努力。

 

那一年,《风尚》杂志的读者看到她为露华浓缩拍的广告照片。她将拍摄照片所得的5万美元酬劳,以及自己另加的1万美元,一起捐给亚美尼亚地震灾民。

 

1988年接下来的行程,她都忙着到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为穷人奔波,并在奥地利、芬兰、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爱尔兰和美国等地主持募捐活动。到了圣诞节时,她已经前往14个国家,募得2200多万美元。当年她为电影做宣传时,每天只答应三四个专访,如今每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为基金会做至少15个专访,在其他地方也至少有10个专访。若有人为她所做的牺牲表示钦佩,她的反应是:“这不是牺牲!牺牲意味着你因为自己不想要的事物,而放弃某些想要的事物,而这件事并非如此,这是我获得的礼物。”

 

在那忙碌的五年中,她在人群面前依旧焦虑不安。“必须在众人面前演说时,我总是非常紧张”。和她共处的人都会感受到她的焦虑,看到她发抖的手、干涸的嘴。“演讲让我害怕,现在依然如此。在各个国家一再在人前起身说话,与表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演讲是非常重要的事。”

 

对于电视访问,奥黛丽同意觉得紧张。1980年至1988年,独立制作人凯伦·卡黛负责为《钟点杂志》节目安排明星通告。奥黛丽刚开始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卡黛问奥黛丽是否能参加节目受访。“我们在洛杉矶一家旅馆见面,我觉得她很杰出,也发现她很害羞、内向、沉静、对上电视有点恐惧。”卡黛说。然而,因为对基金会有益,奥黛丽同意上节目。“8年来我们邀访过的所有明星中,”卡黛说,“她是大家最渴望、最期待的一位。”

 

奥黛丽抵达摄影棚准备录像时,对卡黛说:“我需要两样东西:一杯咖啡,还有一一你有波本威士忌吗?”

 

“我当场就明白她有多紧张。我们提供她需要的东西,后来她觉得好多了,不过上节目前还是需要一点安抚。我很高兴能效劳,告诉她观众一定会爱她一一后来的确如此。接着,我请主持人以温和的方式开场,先和她话家常,谈谈她的两个儿子,再花点时间聊聊她的电影,最后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基金会上。但还是可以看出奥黛丽在观众面前无法完全自在,虽然她放松了一下,对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一一‘谈谈你的两个儿女’,不得不保持微笑。”

 

在录完第一部分后的休息时间,奥黛丽问卡黛:“我有没有做错什么?”

 

奥黛丽经常提醒听众,造成儿童受苦的主要原因除了饥荒、干旱、洪水或其他天灾,还有更重大的因素。她在1989年4月说:

 

我们面对的是远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威胁。我们面对的是人性的黑暗面一一自私、贪婪、侵略。这一切污染了我们的天空、掏干了我们的海洋、破坏了我们的森林、灭绝了成千上万美丽的动物。接下来轮到的是我们的子女吗?……光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给他们食物饮水,或者光是质料人类毁灭我们所珍视一切的症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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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黛丽的声音嘶哑了,她抹去一滴泪水,继续说道:“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可怕的贫穷、萨尔瓦多的内战,或是苏丹的种族大屠杀,我都只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因此只有一种解决办法一一和平。”她从未忘记更重要的问题:只要各国之间继续兵戎相见,那么即使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计划也岌岌不保。

 

1989年2月,奥黛丽走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检视贫民区新设的饮水系统,考察当地健康中心的情况。她与危地马拉副总统、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总统会晤,提出造福美洲儿童的特别计划。4月,她现身美国国务院外交活动附属委员会及国务院世界饥饿附属委员会演讲,以强有力的声音说:“人类的资源并无赤字,有赤字的,是人类的意志。”

 

同月,奥黛丽在苏丹呆了5天,发现一个营养不良的14岁男孩倒在泥地上。“他有严重的贫血,呼吸问题,四肢浮肿得厉害。和我战后的情况一模一样。”奥黛丽也负责监督食物和医疗用品的运送。根据基金会的档案:“她曾到叛军掌握的苏丹南部,见了叛军领袖。”接着,她又来到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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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黛丽还拍了最后一部商业片,就在她60岁生日过后不久,1989年初夏,她演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浪漫幻想片《直到永远》,获得百万美元片酬。她在片中白衣白裤,饰演天使,引导刚发生意外丧生的年轻飞行员理查德·德瑞佛斯:“你已经有过生命,如今你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浪费精神。”她敦促他隐身回到尘世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摆脱痛苦的回忆。她的脸上没有浓妆来掩饰眼角和嘴边的皱纹,一头棕色秀发简单向后梳,在颈边扎起,在好莱坞伪神秘主义糖衣包装下,简朴得耀眼。她轻言细语,只用智慧而非夸张的姿态表情妆点,演活了神秘生命的向导角色。

 

与此同时,她在寻找可以创作音乐的文章,作为基金会筹款之用,就像以前在澳门和东京一眼。她希望能够不需要她参加晚宴,不用她穿着纪梵希的亮眼装束,不必她向夫人开口要求捐献赞助。基金会听从她的建议,请作曲家兼指挥家麦克·提尔森·托马斯为音乐会作曲。奥黛丽建议以《安妮日记》为主题,她说:“我和安妮的年纪恰巧相同,二次大战爆发时,我们都是10岁;战争结束时,我们都15岁。我当初是读荷兰文的日记,让我几乎崩溃。那正是我的生活。”

 

“我们都重读了《安妮日记》,”托马斯回忆道,“然后我们把自己喜欢的段落画起来,送给对方。”1990年2月28日,奥黛丽从那本日记中抄录了40页,寄给托马斯,然后为这些内容录音。“我听她读这些段落,”托马斯说道,“不由得心生要配合她的声音和语调来创造音乐的想法。”

 

1989年夏暮秋初,两人会面了几次,多是在迈阿密海滩。托马斯在1987年创立新世界交响乐团,每年有一段时间要到乐团里尽总监义务,那段时间住在迈阿密。“我开始组织文章,奥黛丽对我讨论歌词该如何与大浩劫连结。当然应该有关联,但我们期望强调该书所表达的希望。”这部作品是要用在儿童基金会的慈善用途,因此他们每天都致力于强调童年的乐观主题。“安妮的精神是宽恕。”托马斯说,“这不是灰暗、恐怖的作品,虽然悲哀而苦恼。安妮是个特别的人物,有美好的精神,尽管我们知道她的结局并不美满。”奥黛丽则认为:“她当然是极艰困环境下儿童的象征。她超越了自己的死亡。”

 

托马斯作曲完成后,为奥黛丽演奏了钢琴版本,奥黛丽非常喜欢。“她也感到害怕,”他说“因为她想到自己得做这场表演。有些部分对她的声音来说非常复杂,尽管我已经尽力为她留下了一些余地。这首曲子有点困难,尤其对不识乐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无论如何,我们非常努力,最后终于完成了。”奥黛丽特别欣赏这首曲子的旋律高潮迭起,又能掀起澎湃的情感。她坚持不愿饰演安妮。“她对这点非常坚持,”这位作曲家说,“她不想试图成为一一或听起来像一一安妮·弗兰克,而愿意满怀同情地读出这些段落。”

 

与托马斯排练期间,奥黛丽透露了自己为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想法。“我的事业一帆风顺,”她说,“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懂,却得到可以本色演出的角色,接着就成名了。但如果不运用这个名声做些积极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

 

1990年3月12日,他么在费城举行乐曲《来自安妮的日记》世界首演,接着巡回芝加哥、休斯敦、纽约和伦敦,无论演出或作品都佳评如潮,被认为是标准曲目的重要作品。

 

那一年,奥黛丽获邀担任介绍世界美丽花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4月至6月赴各地拍摄一一英、法、美、日、荷、意和多米尼加。电视台制作人原以为她会要求工作小组陪伴:私人助理、发型师、化妆师、服饰负责人,预期这些人员会增加几万美元制作费。

 

正当他们打算提高制作经费时,制作人詹尼斯·布雷克史勒吉接到奥黛丽的电话:“我在向一一如果你们能每隔四天提供我吹风机、熨斗和烫马,我就能自理发型、化妆和服装。”制作人不同意,奥黛丽笑着说:“我喜欢烫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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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本在《世界花园》节目中

 

她为制作单位省下了客观的开支一一和剧组人员到各地拍摄三个月,完全自己打理服装仪容。“她总是准时到达,随时做好拍摄的准备。她应该是名流行为的典范。”制作人说。《世界花园》这个迷你系列在1991年播放,后来决定扩大为8个部分,那时奥黛丽已经无法再多主持、介绍这些美丽的花园。

 

这个系列最后在她去世后播映。让人惊讶的是,直到那时,大家才知道奥黛丽把拍摄这个系列的酬劳捐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她原本就喜欢拍这个系列时在名园中散步的感觉,那让她回想起那年夏天与母亲在英国海边花园漫步的往事一一她总是穿着最简朴的服饰,台词自然流畅,充满平和的热忱。

 

1990年8月29日,她到奥斯陆参加一场筹款会议和音乐节。奥黛丽在埃利·维瑟尔人道基金会发表演说后,准备参加慈善音乐会,为听众介绍次女高音费雷德翠卡·冯·丝塔德。

 

“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的名字?”她问这位演唱家。

 

“芙莉卡。”她说的是朋友和乐迷对她的昵称。多年后,她忆起当时的景况:“我们在后台大谈儿女经。其中最有趣的一段是,我告诉她,约十八九岁时,我曾在纽约的蒂凡尼担任售货员,有一天,她来店里取预定的信纸,由我负责接待,这件事让我毕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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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额外的活动,奥黛丽还四处奔波一一到越南的穷乡僻壤、泰国和孟加拉国的贫民窟,讨论关于无家可归的儿童、消除贫民窟,以及提升妇女权利的计划。有记者质疑她的工作效率,她回答说:“我的任务是让世人察觉、了解到这些问题。能作教育、经济、政治、宗教、传统和文化的专家固然很好,我什么也不是,但我是个母亲,而我愿意四处奔波。”当她看到世上某个地方有需要时,就打电话给日内瓦的罗丝或纽约的同仁说:“为什么不派我去?”

 

对奥黛丽来说,问题很简单:“施予就是生活。如果你不再想施予,就没有生活的目标。”

 

 

 

3

最后的微笑(1991-1993)

 

 

“我的人生比童话故事还精彩。我也曾遇到困境,但在隧道那一头,总有一盏灯。”

——奥黛丽·赫本

 

1991年4月22日,位于纽约的林肯中心电影协会向奥黛丽致敬,播放了她曾经演出的电影片段,与她合作过的明星及导演齐声赞美她的成就。“太美好了。”长长的掌声过后,她起身致敬说,“那瘦骨嶙峋的小女生能够成为卖得出去的商品,实在太好了。”

 

“我从不觉得自己美丽,”当时这个瘦骨嶙峋的小女生接受访问说,“我希望自己的胸部不要那么扁平,我希望自己不要有那么线条分明的肩膀,这么大的脚,这么大的鼻子。”她似乎有点难为情,接着又说,“当你看到世上的一切,就会觉得外表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我其实很感激上帝赐给我的一切,而且还有许多事一一这么多事,是我该做的!”对于她是否愿意再拍电影的问题,她回答说:“那原本是为了乐趣一一现在不会有乐趣了。”那段时间,她获得了许多礼赞和奖项,被誉为美国影史上最好的女演员之一。

 

但她并非美国演员,没有取得美国公民权,也从未在美国安家立命。她从未参加美国的电影团体,就像其他伟大的欧洲影星一一如嘉宝、黛德丽和褒曼一样,她只是为美国的电影公司工作。嘉宝和褒曼赴美前,先在瑞典拍过片,黛德丽在德国影坛夙有声名;但在《罗马假日》之前,美国观众根本不认识奥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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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假日》剧照,少女时代的奥黛丽·赫本

 

虽然奥黛丽的口音没有其他欧洲女性那么明显,却同样有欧洲风格的保守优雅,有一点疏离的味道,而她把它化为优点。无论演技如何,嘉宝和黛德丽都精心计算她们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一次只施舍一点,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效果。她们的星光只熠然一闪,因为她们的生活像隐士般,而且剥夺了自己与人们的交流互动,所以她们的人生多是悲伤的。她们奉行的圭臬是:“再也没有比漠不关心更动人的事。”她们成为这句座右铭的牺牲者。

 

相较之下,褒曼入世的多,而且从未依赖美貌或名声来左右她要扮演的角色。她演出的角色年龄比较写实、才华更全方位,角色范围也比嘉宝和黛德丽更多元。她的事业横跨舞台、银幕和电视共50年,精通五种语言(瑞典语、德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这三位女性一直是欧洲明星,美国观众觉得奥黛丽并非完全欧洲味,英国观众则认为她不是纯英国演员;事实上,她不想任何纯粹的事物,因此大家喜欢用各种形容词来描述她:小精灵、流浪儿、小淘气、小鹿等。她虽然是女孩/女人,但她自己或片商显然没有完全开发她的感性,仍在懵懂之间,因而最后她在银幕上演出露骨的爱情戏时,有些观众大感不安。她就像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利笔下的小仙女一样:出现时笼罩在天空中的一道闪光里。

 

若影迷屈指算算奥黛丽拍过的影片,会发现她只有11部片子是部分或全部在好莱坞拍摄的,其他18部都是在她比较自在的欧洲拍的。她只有在需要时才到美国,但在多数美国影评人和影迷眼中,她不是欧洲明星;无论是否否认,他们心里都希望她是美国人。然而生活中,她哪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欧洲女星。

 

1991年初之后的一年半里,奥黛丽为基金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欧洲募款。1992年9月,经过多次要求,她终于获准到索马里访问一一这个位于东非国家海岸的国家因内战、干旱、饥荒、以及混乱的政局而四分五裂。奥黛丽、沃德斯和一小组基金会成员,搭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没有签证一一因为没有政府,也没有道路,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为了琐事互相残杀在当地是家常便饭。他们发现当地没电、没有邮政服务,也没有电话一一甚至没有事物。“她坚持要看最糟的情况,果真看到了。”同行的玛德琳·艾斯纳说。

 

“这个国家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奥黛丽回来之后说,“毫无建设可言,而且经历了四年惨烈的内战。我读了报导,看过电视上的画面,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接受最惨的状况,但还是无法接受现实,报纸上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亲身经历的悲惨现实。我一飞抵索马里,就在每一个住处、每一个村落看到成百上千个坟墓,沿路都是动物尸体,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一而孩子们,成千上万的儿童,都只剩一口气。他们住在用树枝胡乱搭建的小陋屋里,每天都有儿童死于饥饿。他们慢慢消失,连驱赶自己眼皮上的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我看到很多大卡车装满成堆前一晚死亡的儿童尸体。”

 

奥黛丽一行人到奇斯马约的喂食中,然后往北到摩柯马尼,再回到摩加迪沙,接着越过南方边境,到达肯亚。这真是活生生的梦魇:

 

那里到处是瘦到不能再瘦的孩子一一很小,或是稍微大一点点;在我看来,他们已经迈入死亡。他们的眼睛就像庞大的疑惑之池,盯着你瞧,一脸一一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们仿佛在问:“为什么?”有些孩子眼睛已经失去神采。大部分的孩子不肯吃东西,因为它们已经不想活不能再进食了。看看这些孩子就在自己眼前死亡,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一个难民营里有55000人,其中一半是小孩,就在你眼前饿死。

 

接下来,她说的更坦白、说的比以往更热切,而且直言无讳地谈到政治情势:

 

我愈来愈心痛、愈来愈难过、愈来愈愤怒,这样的椎心之痛愈来愈深。这些人流离失所,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家,简直不可思议。牛群已经死了,农作物也枯了,多少家庭失去了它们的村落、它们小小的家园。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复一日失去他们的孩子。

 

对于当地局势,她很清楚地说:

 

政治是治理人民,要为人民的福祉着想。我不相信有集体的罪孽,但我相信有集体的责任。索马里是一种责任,它当然是英国的、意大利的责任,因为这两个国家到这里来殖民,他们应该做得更多一一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从这里获得利益,因此他们该有义务。

 

人道意味着追求人类的福祉,回应人类的痛苦一一这是理想的政治意义,也是我的梦想。想想看一一40万索马里人民都在难民营里,逃避战争和饥饿,而在这里的景象一一却像是他们来这里死亡,这真是地狱。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15

赫本怀抱着瘦骨嶙峋的饥饿儿童

 

她与难民接触,搂抱小宝宝和他们的父母,鼓励孩子再多吃一点食物一一但他们已经无法进食,“我看到一个小男孩一一骨瘦如柴,全身只剩下一块布,只剩骨头和眼睛。他挣扎着呼吸,显然呼吸道感染。我只希望我能为他呼吸,但就在我的眼前,他倒了下来一一就这样走了。”

 

才描述了这个孩子的死亡,奥黛丽就无法再继续说明其他惨况,她情绪崩溃,哭了起来。“她以尊严和同情创造了希望及善意。她把这么多的自己风险给这么多人。”从《龙凤配》开始就与奥黛丽结为好友的威莉丝说。

 

在伦敦举行记者会说明非洲之行后,奥黛丽和沃德斯回到瑞士。她原想休息几周,再到加州参加儿童基金会的活动,但觉得不适,腹痛、消化不良,还有类似疝气的症状。当地的一生无法诊断出确切的原因,奥黛丽推想自己是在非洲染上病毒或细菌。医生开了抗生素(甲硝唑)给她,这种药对寄生虫感染通常很有效,但有令人难受的副作用。奥黛丽的反应很剧烈一一呕吐、眼中下痢、末梢神经痛,也就是手脚刺痛。

 

尽管用了药,奥黛丽的情况仍然恶化,于是她决定先导洛杉矶,在展开工作之前先做检查。起先查不出病因,一位医生建议她到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做腹腔镜检查。11月1日,奥黛丽做了检查,才发现她的盲肠长了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到结肠。医生立即为奥黛丽开刀,做部分切除,她只能靠点滴维持,无法正常饮食。当肖恩把病况和诊疗方式告诉母亲时,她极镇静地接受了事实,没有显出惊愕的样子。

 

11月的最后一周,奥黛丽开始第一阶段的化疗,她还可以承受。她在比弗利山的友人家休养,满怀乐观一一只是不久又腹绞痛,这是肠阻塞的症状。她虽然害怕,仍力持镇定地回到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12月1日,她做了第二次手术,但癌细胞已扩散,群医束手。

 

当她从麻醉中醒来时,肖恩告诉母亲说她上次开刀的切口“发炎”,不能再开刀。“孩子们和我都不肯承认她已经在死亡边缘。”后来沃德斯非常坦白地说,“或许我们没有告诉她病得多种是个错误,对她很不公平,因为她对死亡就像对生命一样实在。当她感觉到自己濒临死亡使,要我们答应她,时候到了就让她走。我们答应了,但没有切实做到。”

 

她非常渴望回到瑞士的家过圣诞节,但医生警告说,她的身体十分虚弱,搭一般的民航机可能有危险。当时她仍以点滴注射补充营养,而且靠吗啡来止痛。纪梵希得知这个消息,安排私人飞机来接奥黛丽、肖恩、沃德斯、护士和奥黛丽的爱犬,送他们返回瑞士。12月19日,他们离开洛杉矶,次日下午到家。奥黛丽依旧无法饮食,整个圣诞假期都卧床,但她说着是她一生中最好的圣诞节,因为她被浓浓的爱包围。

 

“我的圣诞愿望就是和平,尤其全球儿童更需要和平。”她曾说,“唯有和平降临,我们提供的水才能止住他们的渴,食物才能滋养他们的身体,药物才能让他们康复一一唯有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存活下来,游戏、学习,他们的父母爱能存活,关爱他们。”

 

她邀请了少数几位密友来过圣诞,罗丝是其中一位。“她虽然虚弱,”罗丝回忆道,“但拿了一个篮子,把小礼物分赠个大家。那些是她个人的纪念品。她送了一条黑白相间的纪梵希丝巾给我。”纪梵希也来了,奥黛丽请沃德斯从橱柜里拿了一件外套,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纪梵希说:“拿蓝色这件,因为这是你的颜色。”她拿起外套来亲吻,然后拿给她的朋友说:“我希望你一生都会留着这件外套。”当晚纪梵希在回巴黎的飞机上边拭泪,边把外套围在自己的肩上。

 

在和平之邸这段最后的时光寒冷,却阳光灿烂。狗仔队包了直升机,就像秃鹰一样在和平之邸上空盘旋,但奥黛丽坚持每天绕着她心爱的花园散步一会儿,向肖恩、沃德斯或管家交待要特别照顾哪些植物。她包着毛线衫,裹着雪衣,坐着呼吸冬天的空气,抬头朝太阳轻声说:“嗯一一味道真好。”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16

 

1993年1月17日,星期日,她尽了最后的努力,呢喃道:“喔,我好累。”接下来两天,她时睡时醒,在半模糊的意识中,几度对床边的人说:“他们在等我……哪些阿米什人……天使……他们在等我……在田里工作。”她对卢卡说:“很遗憾,但我要走了。”

 

“我的人生比童话故事还精彩。”十多年前,奥黛丽曾说,“我也曾遇到困境,但在隧道的那一头,总有一盏灯。”

 

1月20日,星期三,主持奥黛丽和梅尔婚礼的牧师被请至和平之邸,梅尔稍后到达,多蒂也到了,卢卡和肖恩在那里,还有管家人员和护士。大家都在奥黛丽的床边默默祈祷之后,全部离开她的房间。罗丝稍后赶到,陪在她的身边。她在打瞌睡,显然没有痛苦。

 

除了两部剧本和她的奥斯卡奖,奥黛丽没有留下与影艺事业相关的遗物,不过有一盒又一盒、一册又一册照片,叙述她多彩多姿的一生。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17

赫本凭借《罗马假日》获得1953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她从舞台剧现场直奔奥斯卡颁奖现场,妆容还未完全卸掉

 

其中有7岁的奥黛丽·罗斯顿,她在第一张护照照片中平静地望着世界,直直的黑发剪得短短的,前额上留着母亲乔少梳理的刘海儿;也有她9岁的照片,与冷静而优雅的女爵合影。她父亲的照片泛黄起皱,他握着她的手,一脸漠然。

 

在其他照片里,可以看到她突然窜高成了瘦巴巴的少女,这个舞蹈学生期待着新的人生故事一一长腿的她成了舞蹈团员,步上伦敦音乐剧的舞台。还有一张温馨的照片,她靠着正在朗读的柯莱特。当然,还有她在《金粉世界》中饰演天真的大眼妹琪琪的剧照。她在《罗马假日》中饰演优雅又淘气公主的照片,与她在《龙凤配》中第一次穿着纪梵希作品的剧照,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在她的《甜姐儿》剧本中,夹着她一身黑、只有脚穿白袜的照片,她在照片里欢喜地蹦蹦跳跳。在《窈窕淑女》的剧本中,有她的笔记:如何让角色栩栩如生,如何改进。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18

 

此外,还有她第一次婚姻的留影,这位玉女手捧着花束,与英俊的新郎合影。还有她的两个男孩从摇篮时期的各种照片……以及他和多蒂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还有《修女传》的数十张剧照。这个角色和这部电影让她收获了一辈子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她的人生一一究竟改变了什么,当时她无法形容。但正如她写给路和凯特的信中所言,拍摄这部影片的经验为她扎下深根,日后开花结果。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19

《修女传》剧照

 

“我只能说,若现在的赫本与过去的赫本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纯属巧合。我已经看了、学了这么多,获得无数经验,让我觉得自己是截然不同的人,而且真的如此。”在去世前25年所写的信中,她道出在非洲奉献的辛劳,让她期待未来获得更丰富的回忆:“探究路加修女的心灵和想法,让我不得不深入探索自己……我所体验的一切已经在沃土中播下种子,希望能收获一个更美好的奥黛丽。”

 

多年后,与她忆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同仁,以及感受到她在非洲及全世界关怀、同情和努力的人,都亲眼见证了这个收获的成果。循环已经完满,艺术已融入她的人生。正如昔日她看到花园中百花盛放、五彩缤纷的景象时,不禁赞叹:“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一如此美好一一如此精致。”这正是她自己人生的写照。

 

在和平之邸,一切再度沉寂。奥黛丽的儿子、沃德斯和其他人努力克制悲痛的情绪,他们很快回到楼上奥黛丽的房间,向已经安息的她做了最后的告别,等罗丝召唤他们进房时,一切平和安详,所有受苦的迹象已经消失,她的唇行兀自留着那抹多年来他们如此熟悉的微笑。就像奥黛丽说的,她已经做好准备,其他人正等着她

 

无惧死亡,有限的生命,无限的爱,奥黛丽·赫本:我的后半生。(女神节特辑)插图20

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

1929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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